读史老张:峨眉路上的日本人 》
分类: 1930年代至1940年代, 峨眉路, 虹口区, 上海
峨眉路上的日本人
--作者:读史老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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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标记忆】峨嵋路,原名“密勒路”,是20世纪初上海填浜筑路的一条小马路,以英国商人名字命名,1943年改为现名。密勒路与吴淞路平行,南起天潼路,在地图上非常不起眼。走在这条马路上,就像走在上海任何一条不知名小马路上一样,新旧交杂、高楼巍峨、老房待拆,来去匆匆的人们丝毫不过问它的故事。然而在历史上,密勒路却是重要的历史承载者和见证者。
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批日本侨民到地价便宜、租界管理松懈的虹口地区淘金、谋生或避难。到20年代,日侨集聚的虹口支路、吴淞路、南浔路、汉壁礼路(今汉阳路)、密勒路(以下凡叙史处均用“密勒路”)、昆山路这一带商铺林立、旅舍完备,形成了以吴淞路为主的“日本人街”。
林徽因曾说过:“在吴淞路的这一段的日本气息的浓厚,远胜于霞飞路的俄罗斯气息。”密勒路西依吴淞路,是“日本人街”的后街,大批日本侨民在此定居,并与上海居民生活融为一体。
密勒路上,日本人与当地居民交往或纷争的故事经常上演。
据《申报》报道,1934年夏,为上海自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的夏季,7月12日,气温突破40.2度。7月13日,租住在密勒路22号的日侨岛五一郎,“因苦于酷热,忽起厌世之念”,下午5时15分,“至飞伦路柳恒路桥旁,意投河自尽,被一华人看见,上前猛力抱住”,才未发生惨剧。
又比如某日,一日本人在吴淞路某中国人开的钟表店修表,因与店主发生争执,抢夺店里手表拔脚开溜,逃到密勒路被附近居民抓住……
密勒路上还集中了大量日本人开设的医院,包括川村小儿科医院、佐藤齿科医院和铃木医院等。其中,须藤医院和鲁迅先生有着密切的关系。
须藤医院位于密勒路108号,由日本退伍军医须藤五百三创立于20世纪初,建筑至今依然完整地保留着原貌。鲁迅逝世后,须藤医生写过一个《鲁迅先生病状经过》,文末注“上海密勒路108号,主治医生须藤”。
1932年,经内山完造介绍,鲁迅与须藤相识,后者开始为周海婴看病。自1934年4月17日鲁迅自己到须藤医院看胃病后,一直到逝世,须藤几乎成了鲁迅惟一的主治医师。
鲁迅个人对须藤非常信任,私交也不错。他曾在给友人的信中推荐须藤医生说:“他是六十多岁的老手,经验丰富,且与我极熟,决不敲竹杠的。”而据周海婴回忆,鲁迅家人都称须藤为“老医生”。鲁迅与须藤还互送礼物,鲁迅的赠礼中有《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等。
然而,在诊疗鲁迅病情的问题上,须藤医术究竟如何,实则存疑。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中称,这是“一个长埋于心头的谜”。他写道,叔叔周建人听说须藤原是日本侵华团体“乌龙会”的副会长,不大靠得住,曾向鲁迅提出“还是谨慎些不找须藤医生吧”,鲁迅犹豫了一下:“还是叫他看下去,大概不要紧吧。”
鲁迅病重时,史沫特莱特请美国肺科专家邓医生会诊,“邓医生的诊断是结核性肋膜炎,而须藤医生则一口否定。” 鲁迅去世后,须藤写了一个诊断报告,“把诊断肋膜积水的时间提前了。这种倒填治疗时间的做法,非常可疑。”后来,须藤就消失了,鲁迅家人再也没有见过他。
据有关资料,须藤1946年回到故乡冈山,继续行医,直到1959年去世,在鲁迅逝世后长达20多年的日子里,他本有许多机会与鲁迅家人见面,但始终没有露面。最奇怪的是,鲁迅临死前一天,病情危急,呼吸急促,许广平问病情的发展,须藤说:“过了今天就好了。”
周海婴回忆,“母亲后悔地讲,我总往好转缓解的方面去想,不料这句话是双关语,我当时太天真了。”
须藤对于鲁迅的因病逝世,究竟应否承担责任?是误诊还是谋杀?这些,我们已无法判断,成为峨嵋路上留下的一个待解之谜。
此外,峨嵋路还曾是两位日本著名作家观察中国的窗口。
1921年3月下旬,日本文豪芥川龙之介作为《大阪每日新闻》的特派员来到上海,下榻于闵行路的日式豪华旅馆“万岁馆”(即本文题图),距密勒路仅几步之遥。大概是旅途劳顿,次日他就病倒了,住进位于密勒路上的里见医院,一住就是三星期。于是,这里成了芥川行走上海、观察中国的原点。
芥川龙之介早年痴迷中国古典文学,大量小说都以《水浒传》《三国演义》《聊斋志异》为创作源泉,充满了对中国的浪漫想象。然而一到上海,呈现在他面前的是肮脏、猥琐和混乱:争抢生意的黄包车夫、纠缠不清的卖花老妪、甩红袖擤鼻涕的京剧名伶、在城隍庙湖心亭对着荷花池撒尿的市民,一下子击碎了他的美丽中国幻影。
他对上海的评价是:“上海是支那第一的‘罪恶城市’。”另一位与峨嵋路结缘的日本作家是获得过“芥川奖”的林京子。她出生于1930年,1岁时随在三井洋行工作的父亲来到上海,住在密勒路281号。
童年在密勒路度过,林京子观察上海的眼睛就更纯真、更客观。比如,她对著名的三角地菜场的回忆就充满了生活情趣。三角地菜场位于汉阳路、塘沽路和峨嵋路的交界处,日本人称为“虹口市场”,是老上海最大、最有特色的菜场之一。
林京子回忆道:“虹口菜场又称为三角地小菜场。如它的名字一般是一个建在一块三角形地盘上的三角形大楼。当时被称为东洋第一大规模的菜场。可能因为当时我还是个孩子,当我站在菜场的入口处,就仿佛是站在一个隧道的入口一般,在很远的前方可以隐约看到昏暗的出口。”
菜场里不仅卖蔬菜和鱼、肉,还卖面包、咖啡和其他商品。“所有阶层的食物应有尽有。来买东西的人也是各种各样,各国的语言都可以听见,菜场是虹口地区最有活力的地方。”
有意思的是,林京子还记述了三角地菜场的一个传说:“也许是出入其中的外国人特别多的缘故,传说那里各国的间谍特别多。实际上说的也不无道理,那里的地形似乎对搞间谍活动特别有利。考虑到搬运蔬菜和鱼肉的方便,三角形的地形,三面都是马路,不管从哪个方向搬东西进来,都不需要绕路到指定的入口,随便都可以进。三面的马路又分别连接着更细的小马路,通往各个方向。”
这个出自林京子童年回忆的传说,引起了笔者的好奇。但寻找了上世纪30年代谍报特工的若干资料后,没能找到各国间谍在三角地菜场活动的史料记载。也许,这又是峨嵋路留给我们的另一个谜团。
转自《上观新闻》
賈德耀合肥人,民國政治人物,曾任北洋政府國務總理
賈德耀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重新導向自贾德耀) 跳至導覽跳至搜尋 Jia Deyao.jpg 賈德耀(1880年-1941年),字焜庭、昆庭,安徽合肥人,民國政治人物,曾任北洋政府國務總理。 生平 賈德耀自保定陸軍速成學堂畢業後,赴日本留學,入陸軍士官學校第3期步兵科。歸國後,歷任北洋第二鎮正參謀官、騎馬二標標統。[1][2][3] 1912年(民國元年),賈德耀隸屬河南護軍,任團長。1913年(民國2年),任陸軍第7師第13旅旅長。民國3年(1914年)9月,改任第15混成旅旅長。1916年(民國5年)1月,被任命為陝南鎮守使。袁世凱死後、賈德耀投入段祺瑞領導的皖系。[4]1919年(民國8年)8月,任保定陸軍軍官學校校長。直皖戰爭後的1922年(民國11年),任陸軍部軍學司司長。1923年(民國12年)3月,任陸軍軍學編輯局局長。[1][2][5] 1924年(民國13年)10月,賈德耀參加了馮玉祥等人發動的北京政變,為段祺瑞重新出山作出了貢獻。[6]11月,任陸軍次長,12月被任命為陸軍總長。1926年(民國15年)2月15日,繼許世英之後,被任命為國務總理(兼任陸軍總長)。1926年3月16日,日本及歐美八國發出最後通牒,提出拆除大沽口國防設施的要求,並限令48小時內答覆。[7]北京民衆在中國國民黨及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同政府發生衝突,釀成3月18日的三·一八慘案。賈德耀因該慘案而於3月20日提出辭職,未獲准。4月17日直魯聯軍進入北京,4月20日賈德耀辭職獲准。[1][2][8] 此後,賈德耀隨段祺瑞下野。1932年(民國21年)6月,賈德耀任國民政府軍事參議院參議。民國24年(1935年)12月,任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1936年(民國25年)1月,任外交委員會委員,後來升任主任委員。抗日戰爭爆發後,賈德耀留在日軍占領地區。然而,他拒絕了參加親日政府的邀請。晩年,他遷居上海隱棲。1941年(民國30年),賈德耀在上海病逝。享年62歲。死後,國民政府追贈其陸軍中將、陸軍上將銜。[1][2] 注釋 徐主編(2007)、2188頁。 來新夏等(2000)、1159頁。 外務省情報部編(1928)、444頁。 賈德耀和段祺瑞是同鄉,賈德耀的父親和段祺瑞是義兄弟。外務省情報部編(1928)、445頁。 外務省情報部編(1928)、4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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