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二九起义一般指黄花岗起义
黄花岗起义 编辑
同义词 三·二九起义一般指黄花岗起义
黄花岗起义是1911年4月革命党人在广州举行的起义,又称广州起义、广州三·二九之役。
1910年11月孙中山、黄兴、赵声等革命党人在马来半岛的槟榔屿召开庇能会议,决定再次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黄兴担任总指挥,在越华路小东营五号设立起义总指挥部。
1911年4月27日下午5时30分,黄兴率130余名敢死队员直扑两广总督署,发动了中国同盟会的第十次武装起义广州起义。敢死队突入总督署,总督张鸣岐逃走,起义军焚毁总督署后,在东辕门外与水师提督李准派来弹压起义的北洋军短兵相接。起义军浴血奋战,终因寡不敌众而不幸失败。
起义失败后,黄兴负伤撤回香港,喻培伦、方声洞,林觉民等革命志士牺牲,牺牲的中国同盟会会员有名可考者八十六人,其中七十二人的遗体由潘达微寻获安葬于广州红花岗。潘达微将红花岗改名为黄花岗,这次起义因此被称为黄花岗起义。
名 称黄花岗起义地 点广州时 间1911年4月27日(农历3月29日)参战方革命军、清军结 果起义被镇压主要指挥官孙中山、黄兴、胡汉民等领导机构中国同盟会
目录
1 历史背景
2 起义过程
▪ 起义策划
▪ 起义爆发
▪ 清兵镇压
3 起义结果
4 主要人员
▪ 负责人
▪ 其他人员
▪ 清政府官员
5 起义评价
6 起义影响
7 后世纪念
历史背景编辑
甲午战争以后,帝国主义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华民
此心此志
此心此志(3张)
族已面临着亡国灭种的现实威胁。为挽救民族危亡,以孙中山先生为杰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登上了历史舞台。1905年8月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民主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成立。在中国同盟会的领导下,革命党人发动了一次又一次以推翻腐朽的清朝封建统治,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为目的的武装起义。
中国近代社会两大主要矛盾(即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的焦点都集中在清政府身上。于是,从20世纪初年开始,革命就成了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不断利用会党和新军发动武装起义。1906年12月,中国同盟会推动和领导了规模巨大的萍浏醴起义。
1907年和1908年,中国同盟会又在西南边境地区发动了六次武装起义:潮州黄冈起义、惠州七女湖起义、防城起义、镇南关起义、钦廉上思起义、河口起义。光复会也在1908年11月发动安庆新军马炮营起义。这些起义因准备不足,单纯冒险,结果都归于失败。
1910年2月,中国同盟会员倪映典率广州新军三人起义,又遭失败。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在失败面前不气馁,对革命成功充满信心。他们决心在广州发动一次更大的起义,以此推动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 [1]
起义过程编辑
起义策划
1910年11月,孙中山在马来亚槟榔屿召开庇能会议,商量卷土重来的计划。参加会议的有中国同盟会的重要骨干黄兴、赵声、胡汉民等人。会议决定再发动一次大规模的广州起义。他们计划以广州新军为主干,另选革命党人500(后增至800)组成“先锋”(敢死队),首先占领广州,然后由黄兴率领一军入湖南,赵声率领一军出江西,谭人凤、焦达峰在长江流域举兵响应,然后会师南京,举行北伐,直捣北京。 [2]
中国同盟会吸取历次起义失败的教训,在起义发动前进行了认真细致的准备,筹款购械、组织联络都有专人负责。为了更好地领导起义,1911年1月中国同盟会在香港成立统筹部,以黄兴、赵声为正副部长,下设调度处、储备课、交通课、秘书课、编辑课、出纳课、总务课、调查课,具体领导这次起义,并陆续在广州设立秘密据点,作为办事和储藏军械的地点。革命党决心把这次起义组织好。
统筹部成立后,各课分别派人进入广州开始活动。4月8日,省城内外及各省革命力量大体联络就绪。统筹部决定发难日期定在4月13日,分10路进攻,黄兴为总司令,赵声为副。“先锋”之外,加设放火委员,预备临时放火,扰乱清军军心。但是,就在统筹部开会这一天,发生了中国同盟会会员温生才暗杀署理广州将军孚琦事件,广州戒严。加上美洲的款项和由日本购买的军械也未到,因此,发难日期不得不推迟。
4月23日,黄兴由香港潜入广州,在两广总督衙门附近的小东营五号设立起义指挥部。当时,广州革命党人已决定于26日(三月二十八日)举义。因日本、安南方面的枪械稍迟方能运到,而准备响应起义的新军第二标又有5月3日(四月初五)即将退伍的消息,这就使起义陷于既不能速发,又不能拖延的困难境地。黄兴等人临时决定起义延缓一日,定在4月27日(三月二十九日),将原定十路进军计划改为四路:黄兴率一路攻总督衙门;姚雨平率军攻小北门,占飞来庙,迎接新军和防营入城;陈炯明带队攻巡警教练所;胡毅生带队守南大门。但胡毅生、陈炯明等认为清军已有防范,提议改期。姚雨平反对改期,但要求发枪500枝以上。黄兴在喻培伦、林文(时爽)等人激励下,决定无论如何也要按期发难。 [3]
起义爆发
1911年4月27日下午5时30分,黄兴带领“先锋”120余人,臂缠白巾,手执枪械炸弹,吹响海螺,直扑督署。督署卫兵进行顽抗,革命军枪弹齐发,击毙卫队管带,冲入督署。两广总督张鸣岐逃往水师提督衙门。黄兴等找不到张鸣歧,便放火焚烧督署衙门,然后冲杀出来,正碰上水师提督李准的亲兵大队。林文听说李部内有同志,便上前高呼:“我等皆汉人,当同心戮力,共除异族,恢复汉疆,不用打!不用打!”话未讲完,被敌人一枪击中,当场牺牲。刘元栋、林尹发等5人也相继中弹。黄兴被打断右手中食二指第一节,便以断指继续射击。随后,黄兴将所部分为三路:川、闽及南洋党人往攻督练公所;徐维扬率花县党人40人攻小北门;黄兴自率方声洞、朱执信等出南大门,接应防营。
攻督练公所的一路途遇防勇,绕路攻龙王庙。喻培伦胸前挂着满满一筐炸弹,左手执号筒,右手拿手枪,奋勇当先,投掷炸弹。战至半夜,终因众寡不敌,全身多处受伤,率众退至高阳里盟源米店,以米袋作垒,向敌射击。后因敌放火,他们才被迫突围,喻培伦被俘遇害。
清兵镇压
往小北门的一路起义军也很快遭遇清军。经过一夜作战,打死打伤敌人多名。最后,张鸣岐放火烧街,徐维扬率部突围,被敌逮捕。黄兴所率一部行至双门底后,与温带雄所率计划进攻水师行合的巡防营相遇。温部为入城方便,没有缠带白巾,方声洞见无记号,便开枪射击,温带雄应声倒下。对方立即发枪还击,方声洞牺牲。战至最后,只剩黄兴一人,才避入一家小店改装出城。4月30日回到香港。
起义前夕,曾通知惠州等地会党于4月28日响应。届时,顺德会党数百人竖旗响应,夺占乐同团练分局。4月30日,在李准进逼下,会党解散。
起义结果编辑
这次起义,除黄兴一部及顺德会党按期发难外,
黄花岗起义死难烈士遗骸
黄花岗起义死难烈士遗骸(2张)
其余各路均未行动。新军子弹被收,没有作战能力;胡毅生、陈炯明事先逃出了广州城;姚雨平因胡毅生刁难,未能及时领到枪械,起义爆发后藏匿不出。这样,起义成为黄兴一路的孤军作战。
起义不幸失败后,中国同盟会会员潘达微先生不顾清朝当局禁令,以《平民日报》记者的公开身份,5月3日,组织了一百多人(收尸人),把散落并已腐烂的七十二位烈士的遗骨收殓安葬于广州郊外的红花岗,并将红花岗改为黄花岗,史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这次起义因而也称为黄花岗起义。1932年,查得此次死难烈士陈文友等姓名共86人。由于习惯,人们仍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
主要人员编辑
负责人
人物 负责事务
孙中山 起义的策划、决定者,负责筹款购械。
黄兴 起义的策划、组织者,总指挥。
胡汉民 起义的策划、组织者。
赵声 起义的组织者、副总指挥。
朱执信 参与起义的组织、发动,负责运动新军、防营、民军。
姚雨平 参与起义的组织指挥,负责运动清军、民军。
陈炯明 参与起义的组织指挥。
邓铿 参与起义的组织指挥。
胡毅生 参与起义的组织指挥。
邹鲁 筹划、参与起义。
徐维扬 参与起义的组织、指挥,率敢死队进攻总督署。
刘梅卿 参与起义的组织指挥。率敢死队进攻总督署、督练公所。
潘达微 收葬起义烈士。
江孔殷 收葬起义烈士。
其他人员
人物 简介
喻培伦 别号云纪,四川内江人,日本千叶医学院学生。
林文 别号时爽、广麈,福建侯官人,日本大学学生。
宋玉琳 别号建侯、豫琳,安徽怀远人,军官。
方声洞 别号子明,福建侯官人,日本千叶医学院学生。
饶国梁 别号小峰,四川大足人,四川陆军速成学校毕业。
林觉民 别号意洞、抖飞,福建闽县人,日本庆应大学学生。
李文甫 别号炽,广东东莞人,香港《中国日报》经理。
林尹民 别号靖庵、无我,福建闽县人,日本第一高等学校学生。
陈文褒 广东大埔人,南洋商人。
李德山 广西罗城人,龙岸民团管带。
陈与燊 福建闽县人,日本早稻田大学学生。
罗仲霍 广东惠阳人,南洋教员。
庞雄 广东吴川人,军人。
陈可钧 福建侯官人,日本正则学校学生。
饶辅廷 广东嘉应人,教员。
陈更新 福建侯官人,长门炮术学校毕业。
冯超骧 福建侯官人,南洋水师学校学生。
李雁南 广东开平人,南洋华侨。
刘元栋 福建闽县人,南台消防会会长。
刘六符 福建人,福建讲武堂学生。
李炳辉 广东封川人,南洋教士。
李文楷 广东清远人,星洲《晨报》印刷工人。
李晚 广东云浮人,南洋华侨。
郭继枚 广东增城人,南洋华侨。
余东雄 广东南海人,南洋华侨。
黄鹤鸣 广东南海人,南洋机器工人。
杜凤书 广东南海人,南洋机器工人。
徐培添 广东花县人,安南(今越南)工人。
徐进炲 广东花县人,农民。
徐广滔 广东花县人,农民。
徐临端 广东花县人,工人。
徐礼明 广东花县人,安南(今越南)工人。
曾日全 广东花县人,工人。
江继复 广东花县人,农民。
徐熠成 广东花县人,农民。
徐日培 广东花县人,农民。
徐容九 广东花县人,农民。
徐满凌 广东花县人,农民。
徐茂燎 广东花县人,农民。
徐佩旒 广东花县人,农民。
徐廉辉 广东花县人,安南(今越南)工人。
徐松根 广东花县人,安南(今越南)工人。
徐保生 广东花县人,农民。
徐昭良 广东花县人,安南(今越南)工人。
徐应安 广东花县人。
韦统钤 广西平南人,教士。
韦统淮 广西平南人,教士。
韦树模 广西平南人,教士。
韦荣初 广西平南人,教士。
林盛初 广西平南人。
秦炳 四川广安人。
周华 广东南海人,南洋华侨。
陈春 广东南海人,安南华侨。
马侣 广东番禺人,安南华侨。
劳培 广东开平人,星洲(今新加坡)《晨报》记者。
游寿 广东南海人,安南(今越南)华侨。
石德宽 安徽寿县人,日本警监学校学生。
程良 安徽怀远人,陆军小学毕业,任教官。
林修明 广东蕉岭人,教员。
周增 广东嘉应州(今梅州)人,商人。
罗坤 广东南海人,安南(今越南)华侨。
陈潮 广东海丰人,农民。
黄忠炳 福建连江人,农民技击家。
王灿登 福建连江人,技击家。
卓秋元 福建连江人。
胡应升 福建连江人,工人。
魏金龙 福建连江人。
陈清畴 福建连江人,技击家。
陈发炎 福建连江人,农民。
罗乃琳 福建连江人。
林西惠 福建连江人,军人。
张学龄 广东兴宁人。
徐国泰 江苏邳县人,军官。
华金元 江苏江宁人,军官。
阮德三 江苏丹徒人,军官。
陈甫仁 号文友,即陈文友,广东兴宁人。
严绘廷 广东惠州人。
韦云卿 广西永淳人,军官。
罗进 广东南海人,安南(今越南)机器工人。
罗干 广东南海人,新加坡洋服工人。
罗联 广东南海人,安南(今越南)华侨。
罗遇坤 广东南海人,安南(今越南)机器工人。
张潮 广东顺德人,机器工人。
陈才 广东南海人,安南(今越南)华侨。
陈福 广东南海人,安南(今越南)机器工人。
李祖恩 广东翁源人,军人。
清政府官员
人员 官职
张鸣岐 两广总督。
李准 清水师提督。
起义评价编辑
自由不死
自由不死(2张)
孙中山在美国芝加哥得悉起义失败,认为此役义军的勇敢英烈,为世界各国所未曾有,革命之声威从此愈振,而人心更奋发矣。称这次起义虽然失败,“然其影响世界各国实非常之大,而我海内外之同胞,无不以此而大生奋感”。
孙中山在《黄花岗烈士事略》序文中高度评价了黄花岗起义:“是役也,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全国久蛰之人心,乃大兴奋。怨愤所积,如怒涛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载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则斯役之价值,直可惊天地、泣鬼神,与武昌革命之役并寿。”
起义影响编辑
这次起义意义重大,加快了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1912年5月15日孙发表《祭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文》,说“寂寂黄花,离离宿草,出师未捷,埋恨千古”。1914年又说“第一次革命,虽由武昌起义,而实广东三月廿九之役为之先”。在《建国方略》中写道:“是役也,集各省革命党之精英,与彼虏为最后之一搏。事虽不成,而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轰轰烈烈之概已震动全球,而国内革命之时势实以之造成矣。”
1921年12月在《<黄花岗烈士事略>序》中又说“是役也,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全国久蛰之人心,乃大兴奋,怨愤所积,如怒涛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载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还为黄花岗纪功坊题写“浩气长存”四字。1924年5月2日又发表《祭黄花岗烈士文》,应邀出席岭南大学举行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纪念大会,并发表演说,号召学习烈士的志气,“我国家,为人民,为社会,为世界来服务”。“这种替众人来服务的新道德,就是世界上道德的新潮流”。
后世纪念编辑
为纪念此次起义,阳历3月29日后来被中华民国政府定为青年节。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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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花岗起义死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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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词条背后的知识
历史大学堂 万象大会年度创作者,百家榜创作者,优质创作者
为了推翻清朝,他起义前留下两封家书慷慨赴死
“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起义”便是在众多试图推翻满清政府的武装起义中影响非常大的一次。本文试图从一个人的经历来还原这场悲壮起义的前后经过。
2016-10-17150阅读9361
辛亥革命相关历史事件
▪ 自立军起义 ( 1900.8) ▪ 惠州起义 ( 1900.10.8) ▪ 萍浏醴起义 ( 1906)
▪ 黄冈起义 ( 1907.5.22) ▪ 安庆起义 ( 1907.7.6) ▪ 镇南关起义 ( 1907.9)
▪ 七女湖起义 ( 1907.6.2) ▪ 钦廉上思起义 ( 1908.3.27) ▪ 河口起义 ( 1908.4)
▪ 马炮营起义 ( 1908.11.19) ▪ 广州新军起义 ( 1910.2.12) ▪ 广州起义 ( 1910.3.21)
▪ 黄花岗起义 ( 1911.4.27) ▪ 保路运动 ( 1911.6.1) ▪ 武昌起义 ( 1911.10.10)
▪ 阳夏保卫战 ( 1911.10.18) ▪ 二次革命 ( 1913.9)
参考资料
1. 云飞扬主编.《中国通史经典故事 清》.长春: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2011:第154页
2. 郭宝平.《蒋介石秘史之沉浮》.北京:团结出版社,2013:第31页
3. 任青主编.《中华风云人物系列:孙中山之谜》.南京:南京出版社,2013:第92-93页
学术论文内容来自
郭辉. 民国时期黄花岗起义纪念与国民党政治诉求的表达%Huanghuagang Uprising Commemoration and the Expression of KMT's Political Appeal during the Republican China. 《 CNKI;WanFang 》 , 2011 杨涛. 民国时期黄花岗起义纪念活动评析. 《 CNKI;WanFang 》 , 2010 广州博物馆. 辛亥黄花岗起义. 《 上海古籍出版社 》 , 2006 任贵祥,吴北战. 华侨与黄花岗起义述论. 《 CNKI 》 , 1997 刘晓泉. 陈其美与黄花岗起义. 《 CNKI;WanFang 》 ,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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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崗起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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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ambig gray.svg 關於其他廣州起義,參見「廣州起義」。
黃花崗起義
十次革命起義的一部分
Huanghuagang Mausoleum of 72 Martyrs.jpg
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墓
日期 1911年4月27日
(清宣統三年三月廿九日,農曆:辛亥年)
地點
廣州
結果 起義失敗
參戰方
大清 中國同盟會
指揮官與領導者
清朝 張鳴岐
清朝 李准 黃興
兵力
2個巡防營 130餘人[1]:53
傷亡與損失
86人遇難
黃花崗起義,又稱第三次廣州起義、辛亥廣州起義、三二九廣州起義、黃花崗之役,是中國同盟會於1911年4月27日(宣統三年三月二十九日)在廣東省廣州市發起的一場起義。這場起義於1910年11月13日在檳榔嶼會議上由孫文提出,並由黃興主持籌劃。1911年1月18日,黃興在香港成立起義統籌部,以趙聲為總司令,黃興為副總司令。初定日期為4月13日,但由於武器裝備尚未到位、溫生才自行刺殺廣州將軍孚琦、策應起義的新軍即將於農曆四月初大批退伍等多種原因,起義時間最終被推遲至4月27日,即農曆的三月二十九日。4月23日黃興趕赴廣州成立起義指揮部。起義原計劃配合新軍、巡防營和巡警隊,以十路進攻路線奪取廣州城,並進一步推動全國範圍的革命。但此後起義信息泄露,起義指揮部被迫遣散大量人員,原有的攻城計劃轉為刺殺計劃。4月27日起義正式爆發,原計劃的四條進攻路線因姚雨平、胡毅生和陳炯明按兵不動而僅剩黃興一部130餘人。起義部隊之後攻入兩廣總督署,發現兩廣總督張鳴岐已經逃跑。水師提督李准的兩個防營隨即前來鎮壓,起義部隊在隨後的巷戰中被衝散,大多被俘或陣亡。關於起義失敗的原因,黃興認為除了武器裝備運輸緩慢、溫生才刺殺孚琦等意外事件之外,姚雨平等人貪生怕死,不配合起義為主要原因。而姚雨平等人認為自己只是支持起義延期,並非貪生怕死。
起義中的死難者被同盟會會員潘達微組織社會力量安葬於紅花崗。潘達微認為黃花崗比紅花崗更能代表烈士的精神,故稱烈士安葬地為黃花崗,此名後來廣為接受。中華民國成立後,起初將農曆三月二十九日定為起義紀念日,但後來考慮到閏三月二十九日的存在,遂將紀念日期改至陽曆三月二十九日。
目錄
1 起義背景
2 起義準備
2.1 領導機構
2.2 起義資金
2.3 起義武裝
3 起義經過
3.1 初定計劃
3.2 計劃生變
3.3 起義爆發
3.4 最終失敗
4 失敗原因
5 起義影響
6 紀念活動
7 參見
8 相關影視作品
9 注釋
10 參考
起義背景
參見:中國同盟會和庚戌新軍起義
1908年,同盟會會員倪映典加入廣州新軍,並在新軍中發展革命力量,許多新軍士兵被發展為革命黨。1909年11月,同盟會在香港正式成立南方支部,胡漢民擔任支部長。單獨負責西南各省的黨務和軍務。1910年2月12日,倪映典組織廣州新軍的一標、炮一營、炮二營、工程營、輜重營等共計三千餘人發動起義,是為庚戌新軍起義。起義開始後不久,倪映典隻身與清軍談判,在談判結束時遭清軍殺害,起義部隊隨即失去指揮,不久即宣告失敗。但這次起義極大鼓舞了華僑對革命的信心,大批華僑自發給同盟會捐資來資助革命;同盟會方面也從這次起義中意識到,新軍可以作為重要的革命力量,但必須要有合適的指揮者。[2]:764-773[3]
1910年11月13日,孫中山在檳榔嶼與黃興、趙聲、胡漢民等舉行會議,會議考慮到廣州新軍第二標因被繳械而未能參與之前的起義故而得以完整保留,以及第三標一營和巡防隊也有相當數量的革命黨人,於是決定在廣州再舉行一次起義。會議還計劃,在起義勝利之後,由黃興和趙聲各率領一部起兵北伐,以期取得全國範圍的響應。[2]:773-775
起義準備
領導機構
1911年1月18日,黃興抵達香港,主持這次起義的籌備工作。1月底,黃興成立了起義統籌部並自任部長,以趙聲為副部長。起義統籌部下分八個課室[2]:775-776:
調度課,課長姚雨平,工作內容為運動新舊軍隊;
交通課,課長由趙聲兼任,工作內容為聯絡江蘇、浙江、安徽、湖南、湖北、廣西、福建、雲南各地的革命力量;
儲備課,課長胡毅生,工作內容為購買和運輸軍械;
編制課,課長陳炯明,工作內容為制定規則;
秘書課,課長胡漢民,工作內容為處理文件;
出納課,課長李海雲,工作內容為財政收支;
調查課,課長羅熾揚,工作內容為偵察敵情;
總務課,課長洪承典,工作內容為各項雜務。
各課在廣州共設置了38處分支機關,很多機關為同盟會的女會員以女眷身份作為掩護而租賃的。此外在廣州百花街,起義統籌部還設置了實行部,負責製造炸彈和準備暗殺活動[4]:33,44。
起義資金
檳榔嶼會議結束後,孫文等同盟會會員著手籌集起義經費。為此,孫文特意致函咸馬里和布思,委託他們在美國籌集錢款。此外黃興在東南亞的新加坡、暹羅、吉隆坡等地募集款項;胡漢民、鄧澤如、謝良牧、姚雨平等人也分別從事籌款事宜。陳耀垣、馮自由和黃芸蘇等人則負責在美洲等地籌款。所有的籌款活動幾乎全靠募款人的遊說。經多方奔走,同盟會會員們在美洲募集到了77000元,在英屬南洋募集到了47663元,在荷屬南洋募集到了32550元,總計157213元。[2]:776[5]
起義武裝
本次起義原本所依賴的武裝力量,包括新軍第二標、巡防營和警察。但由於警察並沒有戰鬥力,且巡防營經常被派駐在廣州以外的地點,黃興和趙聲等人就將新軍第二標作為起義的骨幹。在此基礎之上,起義統籌部計劃核查新軍原有的同盟會會員的情況,以便分派任務;並在舊有基礎之上,在士兵和官員之中發展新的同盟會會員。庚戌新軍起義之前,加入同盟會僅僅簽訂一份盟單。此次起義籌備時,在簽訂盟單的基礎上,每人再配發1元。相關的盟單在簽訂完成後隨即回收至香港的同盟會南方支部。此外,起義統籌部還試圖發動廣州周邊的巡防營、警察和民軍,讓他們在起義爆發時從外圍向廣州發動進攻。為此,黃興長子黃一歐等四人在1911年初抵達廣州並投考了巡警所,最終順利通過考試。隨即這四個人在巡警中展開了起義宣傳。[2]:776-778[6]
此外,起義統籌部吸收了庚戌新軍起義的經驗教訓,決定選拔一批能直接聽命於起義領導機關的人員作為骨幹隊伍,其中包括黃興所轄的林時塽、方聲洞、林覺民、喻培倫、熊克武等人,以及趙聲所轄的宋玉琳等人。這些人被選作發難的先鋒,稱為「選鋒」,起初招募了500人,經擴招後總人數達到800人。這些選鋒來自除留學生之外,還有大量來自海外的華僑,其主要作用包括突襲清軍在廣州的指揮機構和軍火庫等地,並打開城門引支持起義的新軍入城。作為相配套的舉措,起義統籌部花費了65981元購買了大量槍械和子彈,以供選鋒使用。[2]:776-778[5]
起義統籌部還聯絡了湖北、湖南等地的新軍,相約在廣州起義成功之後互為響應。另外,起義統籌部在上海設立了辦事機關,以和江蘇、浙江、安徽等地的革命黨人取得聯繫。同時,統籌部還派遣了方君瑛等人前往桂林,與廣西新軍中的革命黨人相接洽,以便起義成功後相互相應[2]:778-779。
起義經過
初定計劃
1911年4月8日,黃興主持召開了起義統籌部的發難會議。這次會議中,將趙聲任命為總司令,黃興任命為副總司令[a]。會議還確定了起義部隊攻打廣州的十路進攻計劃[2]:779-780[7]:
黃興率南洋和福建的100名選鋒攻打兩廣總督署;
趙聲率江蘇、安徽的100名選鋒攻打水師行台;
徐維揚和莫紀彭率北江的100名選鋒攻打督練公所;
陳炯明和胡毅生率民軍和東江的100名選鋒攔截清軍,並占領歸德門和大北門的城樓;
黃俠毅、梁起率東莞的100名選鋒攻打警察署和廣中協署,同時防守大南門;
姚雨平率100人攻打飛來廟和小北門,以便放新軍入城;
李文甫率50人攻打石馬槽軍械局;
張六村率50人攻占龍王廟;
洪承典率50人攻打西槐二巷的炮營;
羅仲霍率50人破壞電信局。
此外會議還設置了放火委員,在旗界和租界設置了9處放火點,起義時由同盟會女會員放火,以便擾亂清軍軍心[1]:47。
會議制定的起義時間原為4月13日[2]:780。但由於4月8日同盟會會員溫生才自發地前去刺殺水師提督李准[b],並最終殺死廣州將軍孚琦[4]:38,導致清政府嚴密設防[2]:780,起義統籌部最終決定推遲至4月底舉行起義。黃興先行於4月23日進入廣州,並將起義指揮部設在了越華街小東營五號。24日,起義指揮部召開作戰會議商討起義的具體事宜,期間胡毅生和陳炯明以起義所需款項尚未到齊,購買的軍火也沒有到位為由請求推遲起義時間,經商議後起義時間推遲到26日。而趙聲由於在廣州熟人太多,為了避免暴露,決定延後抵達廣州,並以宋玉琳為自己的臨時代表[1]:48-49。黃興到達廣州後,以軍火仍未到齊、新軍第二標的士兵將於農曆四月初大批退伍等原因,將起義時間向後推了一天,定在了當月27日,即農曆辛亥年三月二十九日。[2]:780。
計劃生變
4月23日至25日,清政府突然收回了新軍的槍械上的槍機,同時大批清兵進入廣州城,而始平書院、三眼井等革命黨人的軍火庫遭到清軍的突擊檢查,裝備全部被清繳[2]:780-782,運輸的炸藥也被清軍搜走不少[4]:43。另外,清軍在城內的龍王廟突然增加了駐紮兵力。起義指揮部因此認定,起義的信息已經被泄露。香港統籌部對此給出了緩期起義的建議,陳炯明和朱執信對此持同意態度,而姚雨平對於臨陣反覆更改時間持反對態度,認為如此做起義必然失敗。黃興見此情形,認為繼續延期與解散起義部隊無異,遂下令解散起義部隊。但鑑於此次起義已經花費十萬餘元,黃興為今後革命能夠繼續向華僑籌資,最終決定以個人行動的方式舉行起義[1]:49。
4月26日上午,遣散令發出,大多數革命黨人陸續撤出廣州。此時林時塽、喻培倫以廣州城內巡警局正在大規模搜查革命黨人為由,建議立即發動起義,否則即使遣散也會被逮捕。黃興接受了這一建議,於是準備集結尚未撤離廣州的三四十名革命黨人直接攻擊兩廣總督署。此時姚雨平和陳炯明回報,稱與同盟會聯繫密切的順德第三營被調回了廣州[1]:49-50。鑑於這一情形,黃興立即電告香港總部,表示仍將舉行起義,起義時間仍定在4月27日。因大批革命黨人已經離開廣州,原有的攻打廣州城的計劃,轉為以暗殺廣州城內清政府高官為主要任務的計劃。在新的計劃中,原有的十路攻打廣州城的計劃,也由於人手不足而縮減為四路進攻[2]:781-782[8]:
黃興率部攻打兩廣總督署;
姚雨平率部攻打小北門,占領飛來廟,迎接新軍和巡防營入城;
陳炯明率80人巡警教練所;
胡毅生率20餘人防守大南門。
計劃制定完成之後,黃興向香港總部再次發出電文,敦促革命黨人儘快趕來廣州,策應起義[2]:782-783。但香港方面建議晚一天發動起義,以便撤回的革命黨人能夠返回廣州參加起義,但黃興仍決定於4月27日發動起義[1]:49-50。
起義爆發
4月27日,黃興所部以在胳膊上纏白布,腳穿黑面樹膠鞋,作為分辨敵我的標誌。當天下午五點三十分,起義正式爆發,但參加起義的僅有黃興一隊,其餘三隊均未出現。僅剩的起義部隊被均分為兩個部分,其中一部由黃興率部離開小東營的起義指揮所後直撲兩廣總督署;而徐維揚則率部殿後。黃興所部抵達兩廣總督署,林時塽等人用炸彈擊潰守門的衛兵。選鋒們隨即突入署內並與其餘衛兵展開槍戰,候補知府李象辰和總督衛隊管帶金振邦在槍戰中被打死。黃興等人四下搜捕兩廣總督張鳴岐,卻發現張鳴岐已經逃往水師行台。此時喻培倫帶領數名選鋒攻打督練公所。很快李准派自己下屬的兩個防營分三路圍堵起義部隊。起義部隊隨即縱火後撤出衙門,撤出時遭遇到了一支巡防營部隊,林時塽誤以為對方是前來接應的部隊並上前接觸,但這支部隊其實是李准下屬的巡防營,林時塽當場遭槍殺。撤出衙門時,黃興右手的兩根手指在交火中被子彈打斷。[2]:783-784[4]:55[1]:51-52,55-56,71-72[9][10]
最終失敗
此後黃興將部隊分為三路突圍[2]:783-786[4]:42,54,58,59[1]:55-60[6][7]:
來自花縣的40餘人由徐維揚率領攻打小北門以迎接新軍入城。部隊趕至小北門時,卻發現新軍沒有得到起義的消息,進而沒有前來策應起義。期間該部遭遇觀音山的清軍襲擊。隨後該部轉而前往水師行台,於正南街、二牌樓等地與清軍展開巷戰,後從小北門逃出,並最終在三元里遭遇清軍。徐維揚讓其餘6名選鋒撤退,自己和選鋒徐懷波前往城西營救其他革命黨人。最終撤退的6名選鋒遭遇清軍全部戰死,而徐維揚和徐懷波最終倖免於難。
來自四川、福建和海外的選鋒由劉梅卿、馬侶率領攻打督練公所,與喻培倫所部會合。選鋒們最終在洪橋被衝散,喻培倫所部數人選擇前往小北門,但被帶路的打更人引錯了路線,最終不得已進入源盛米店內繼續與清軍作戰,清軍隨即放火燒店,店內的選鋒大多受傷被俘;選鋒莫紀彭在被衝散之後直奔巡警教練所請求支援,但此時黃一歐等四人已經投入到了起義之中,其餘巡警們發現革命黨人力量單薄之後並未參加起義。
剩下的十餘人由黃興親率出大南門,以接應巡防營。這批選鋒在雙門底遇到了一支巡防營部隊,雙方隨即展開交火。交火中起義部隊發現對方原本應該是策應起義的,只因沒有再胳膊上纏白毛巾而誤傷,但對方陣中的革命黨人溫帶雄已經被選鋒方聲洞開槍打死。起義部隊隨即被衝散,黃興最終獨自化妝渡過珠江,在同盟會女會員徐宗漢所在的秘密機關內得以包紮傷口。此後又轉移至廣州城河南的「胡宅」內隱蔽起來。
起義之中,被俘者至少31人,其餘大部陣亡,只有極少數人倖存。被俘人員中包括林覺民、喻培倫、宋玉琳、陳可鈞、李文甫等人,在被清政府審訊後遭到殺害。起義被鎮壓後,廣州城全城戒嚴,清軍和巡警組成的軍警搜查隊在城內搜捕未來得及逃離的革命黨人,只要發現疑似革命黨人,當即槍殺。此外軍警搜查隊還在城內搜查革命黨人存放的各類武器,搜出大量槍枝、炸彈等。得知起義事發之後,趙聲和胡漢民率領部分選鋒趕赴廣州,卻因清軍戒嚴而無法進城,只得分批撤退。趙聲隨後在「胡宅」內與黃興會合。而黃一歐則在廣州戒嚴有所鬆懈時,從暫避處趕回了香港。[2]:784-786[4]:42,54,58,59[1]:55-60,65,69[6]
失敗原因
黃興在起義失敗之後,與胡漢民一同撰寫了一份起義始末的報告書。在這份報告書中,黃興將起義失敗歸咎於四點:一是準備時間過久,人比軍械先到,導致泄露了風聲;二是起義隊伍中出了叛徒,讓敵人提前做了準備;三是溫生才自作主張的刺殺行動和新軍的退伍,都是對起義造成意外影響的障礙;第四是姚雨平、胡毅生和陳炯明三隊人馬臨陣脫逃,導致起義部隊陷入孤立無援的境地。黃興在報告書中稱姚雨平等三人為「鼠子」,抨擊三人貪生怕死臨陣脫逃。而姚雨平在起義失敗後輾轉於南洋多地舉行報告會,稱自己和另外兩人僅僅是因為對起義時間有疑慮而未參加起義,並非貪生怕死[c]。[8]
起義影響
起義結束後,沙面的外國軍艦和士兵處於高度戒備之中。對此張鳴岐派李准到沙面向各國領事通報情況,並以讓各國領事受驚為由致歉[4]:69。在這之後,成功鎮壓起義的李准遭到了張鳴岐的猜忌,加之革命黨人在廣州日益頻繁的刺殺活動,致使李准後來對革命黨人保持中立,之後逐漸倒向革命黨人,並最終在辛亥革命中推動了廣東光復[10][11]。趙聲在起義失敗之後回到香港,悲憤成疾,當年5月18日病逝於香港,年僅30歲。1912年,趙聲被南京臨時政府追封為上將軍。[4]:36。而參加起義的陳得平、馮熙周等人在倖存下來之後,轉赴雲南講武堂受訓[12]。黃興在起義失敗後革命活動轉為以刺殺為主,先後主持了針對李准和廣州將軍鳳山的刺殺活動[13]。
這次起義在全國範圍內激勵了革命熱情,間接推動了武昌起義的爆發[2]:787。孫中山評價黃花崗起義,稱這場起義與武昌起義具有同等的價值,堪稱「驚天地,泣鬼神」[14]。
8月5日,中國民主革命家楊守仁得知起義失敗後,因過度憂憤而於英國利物浦的大西洋海灣投海身亡[15]。
紀念活動
參見:黃花崗烈士陵園和「三·二九」起義指揮部舊址
1938年宋慶齡參拜黃花崗並獻花
清政府在槍殺革命黨人後,故意將革命黨人暴屍街頭,時至5月1日才允許廣州地方善堂清理街道。此時之前沒能參加起義的同盟會會員潘達微說服時任廣東清鄉總辦的江孔殷和廣東廣仁善堂為烈士備置棺材。經潘達微指揮工人清洗、辨認、等級,共清理出72具烈士遺骸。這些遺骸最終被收葬於廣州紅花崗。後因潘達微在《平民報》上發表《咨議局前新鬼錄,黃花崗上黨人碑》一文中,有意將紅花崗改為黃花崗,故而這72名烈士被稱為黃花崗七十二烈士,這次起義也被稱作黃花崗起義。1917年,孫中山在南方主持護法運動期間,時任廣東駐粵滇軍第四師師長、烈士方聲洞的哥哥方聲濤被任命為廣州衛戍司令。方聲濤遂與護法軍政府參議院議長林森發起捐款,以修建黃花崗七十二烈士陵園。該建造項目於1918年建成,共修建紀功坊、墓亭和碑石等建築。1922年,72名烈士的身份被全部查實。此後陸續查實身份的犧牲的戰士達到86名。1932年該墓由廣東省政府出資,再次得以擴建。這次擴建修建了新的墓道和牌坊,以及一座新的蓮花池。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該墓再次得以修繕,並於1961年被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784[1]:77-79,81-110
1911年6月,黃花崗烈士墓就有兩次拜祭活動。中華民國成立後,至1924年之前,每年的陰曆三月二十九日都會在黃花崗烈士墓舉行公祭活動。1924年6月30日,國民黨中央執委會第39次會議上,考慮到陰曆有閏三月二十九日,難免引起祭祀活動的混亂,於是將公祭日期改為了陽曆的3月29日。這一決定自1925年起開始施行。這一紀念日期也被延續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1938年3月1日,國民黨五屆中央黨務委員會第70次會議將陽曆3月29日定為革命先烈紀念日,並決定在每年的這一天舉辦紀念大會,以紀念包括黃花崗烈士在內的革命先烈。[1]:81-99[16][17]
位于越華路小東營的起義指揮部舊址在起義失敗之後,經歷了多次轉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房屋所有者李章達將該屋捐獻給了廣州市人民政府。該舊址此後被闢為了革命紀念館,1962年被列為廣州市文物保護單位。而在原兩廣總督署門口的兩隻石獅子,也因在起義中留下了大量彈痕而被作為紀念物。20世紀60年代初,這兩隻石獅子被廣州博物館接收,後安置於起義指揮部舊址內。[18]
參見
乙未廣州起義、庚戌新軍起義
辛亥革命、武昌起義
相關影視作品
電影:
《碧血黃花》 - 1954年新華影業公司
《碧血黃花》 - 1980年大星電影公司
《辛亥雙十》 - 1981年邵氏電影公司、中央電影公司
《國父傳》 - 1986年(林偉生 / 萬梓良 / 爾冬陞)
《十月圍城》 - 2009年(謝霆鋒 / 黎明 / 梁家輝 / 王學圻 / 任達華 / 胡軍 / 范冰冰)
《辛亥革命》 - 2011年英皇、長春、上海等9家電影公司(成龍 / 趙文瑄 / 李冰冰 / 胡歌 / 陳沖)
電視劇:
《六壯士—訣別書》 - 1990年中華電視台八點檔國語連續劇(何家勁 / 魏秋樺)
紀錄片:
2011年是中華民國建國一百周年,中華民國政府在台灣舉辦了《三二九黃花崗一百年紀念暨春祭先烈大典》。
注釋
做出這樣的任命決定,是由於趙聲曾在新軍擔任標統,比黃興更有軍事經驗。[2]:779
這一任務原本應該在1911年3月之前就完成的,但因同盟會方面選定的刺客馮憶漢在實施刺殺行動之前臨陣脫逃,導致這一任務嚴重拖延[1]:46。
關於姚雨平等三人沒有出兵的兩種意見,此後也成為研究黃花崗起義的兩種主流觀點[8]。
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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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博物館, 黃花崗起義指揮部舊址紀念館 (編). 辛亥黃花崗起義.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03-01: 187. ISBN 7-5325-4351-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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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次革命起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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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專題
分類:清末革命黨人發動的起義黃花崗七十二烈士辛亥革命廣州歷史中國同盟會1911年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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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花岗起义为何震撼?未来可当军长、省长的人才,却作为小兵牺牲
今天是辛亥革命106年纪念日,笔者在这里向那些为了中国的自由而洒尽热血的革命先烈,表示衷心的致敬。
在武昌起义之前,曾发生了一场震撼全中国的起义——黄花岗起义。这场起义规模并不大,只有数百人参加,但是这次起义的意义却十分深远,直接动摇了清朝的统治。
那么,规模如此之小的起义,为何能带来那么大的意义呢?这是因为,同盟会在这场起义中损失极大,多名骨干牺牲于战场。要知道,这些人都极具才能,一个人能顶几十人、甚至数百人。未来都是可以当军长、省长的人才,然而在这次起义中,却带头冲锋陷阵,像一个小兵一样牺牲了。
实际上,在黄花岗起义前,孙中山、黄兴等人的革命事业已经陷于最低潮。首先,孙中山等人利用会党势力,发动了多次起义,但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革命者对;其次,清朝的宪政改革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大多数中国人都倾向于改革,革命的空间越来越小。甚至连刘师培、章太炎等革命者都在向清廷示好,希望得到赦免,回到主流社会,参与宪政建设。
为了扭转这种不利的局面,孙中山、黄兴决定抛弃不靠谱的会党,集结革命党精英,联合倾向革命的新军,在广州发动一次大规模起义,提振革命党的士气,推翻满清政权。
首先,孙中山在华侨中大规模地筹集资金,聚集了史无前例的巨款,并用之购买了大量武器弹药。同时,同盟会还从日本、南洋和中国各地聚集了大量精英组成“选锋队”,带动新军起义。若起义成功,黄兴和赵声即带领军队阻止北伐,力图解放南京。
1911年4月8日,世界各地的革命志士从五湖四海赶来,他们舍小家为大家,为了祖国的自由和富强奋不顾身。他们有同盟会炸弹大王喻培伦,庆应大学的高材生林觉民,有在日本学习陆军的方声洞,辞别病重父亲参加起义的冯超勷,有经验丰富的清朝军官饶国梁,有出身的农民的陈发炎和陈清畴;有华侨、耶稣会传教士李炳辉……他们虽然出身不同,人身轨迹迥异,但在广州,这座春意盎然的大城,他们的人生轨迹都汇聚于一点——为了国家,死在广州!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一名叫做温生才的革命者不幸打草惊蛇了。他在1911年3月,用手枪刺杀了广州将军孚琦。广东巡抚张鸣歧认为,这是起义的先兆,于是便派人收缴了新军的枪机,下令全城戒严,派出大批警察、侦探加强巡查。革命军储藏军火的地点多处被破坏。
起义面临失败,黄兴、喻培伦等人心急如焚,一开始,黄兴准备放弃起义,图谋再举。然而喻培伦却慷慨地说:“花了华侨那么多钱,同志们从日本、南洋、内地各处赶来,决心拼搏,但举事一缓再缓,怎能让人不灰心!如果我们不发动起义,如何对得起为我们出钱出力的华侨?如何对得起我们受苦受难的同胞?就算是只剩我一个人,我也要把起义进行下去!”
黄兴受到喻培伦激励,热血沸腾:“余人可迈步出五羊城,唯我克强一人必死于此耳!”革命者林文马上说:“即使起义不成,也可以做一场大刺杀!震撼国人,余死无憾矣!”
1911年4月26日,广州起义正式爆发,数百革命者在黄兴的带领下,兵分四路进攻清廷。然而广州新军的武器已经被收缴,所以无法响应同盟会的起义,所以革命者们只能依靠自己了。
下午5点30分,臂缠白布、脚着黑鞋的革命党人打响了起义的枪声,喻培伦肩挎两包自制炸弹,一边冲锋,一边向张鸣歧的卫队投掷。炸弹爆炸,清军卫队立即死伤一片,张鸣歧逃入衙门内,跳窗逃跑。起义者们没有抓到张鸣歧,于是在督署四处放火。
随后,清军大队人马杀到,革命党与清军进行了激烈搏杀,正所谓“枪声喧于急雨,弹烟浓于乱云,呐喊震天,血花溅地,此惫彼兴,前赴后继。”
部分新军参加了起义,谁成想他们没有臂缠白布,黄兴等人以为他们是敌军,双方展开对射,死伤惨重。同室操戈,真是令人痛惜。
由于清军越来越多,革命党人渐渐不支,多名起义者牺牲,林文、韦树模四兄弟、徐维扬等人牺牲,喻培伦、林觉民等人重伤被俘,随后慷慨赴死。黄兴两只手指被打断,艰难地杀出重围,撤回了香港。轰轰烈烈的广州起义失败了。
在这次起义中,同盟会损失惨重,我们的国家同样也损失惨重,未来中国的栋梁之才,就这样横七竖八地躺在广州街头,真是令人悲伤至极、痛惜至极。
战斗结束后,广仁善堂在革命者潘达微多次冒死哭求之下,收集72名起义者尸体,埋葬于红黄岗。潘达微又以“红花”不雅为由,改名“黄花”,取黄花晚节之意。由此本次广州起义又被称为“黄花岗起义”,牺牲者也有了专有名词“黄花岗烈士”。
黄花岗起义后不久,武昌起义就爆发了,腐朽的满清王朝土崩瓦解。孙逸仙先生亲自拜谒了烈士们的坟墓,他这样写道:“吾党精华,付之一炬,其损失可谓大矣。然是役也,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全国久蛰之心,乃大兴奋,怒愤所积,如怒涛派壑,不可遏抑。不半载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则斯役之价值,直可惊天地,泣鬼神,与武昌革命之役并寿。”
如今,黄花岗的烈士仍静静躺在他们的陵墓里,他们为之奋斗的祖国早已自由而强大,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而这些,都是这些舍生忘死的革命先驱之力!
黄花岗烈士千古!辛亥革命烈士永垂不朽!
1911年4月27日,广州黄花岗起义始末
辛亥革命网 2020-04-28 08:58 来源:未知 作者:新书季 查看:20314
辛年(宣统三年)阴历三月二十九日(1911年4月27日),黄兴率领革命军四路“选锋”之一路,在广州城内起义。
辛年(宣统三年)阴历三月二十九日(1911年4月27日),黄兴率领革命军四路“选锋”之一路,在广州城内起义。
黄兴在当时是同盟会在香港的革命军统筹部的部长。统筹部成立于辛亥年正月中旬,办事处设在跑马地三十五号,在事实上是南方支部的继承者。副部长是赵声,共分一处七课。
调度处 处长 姚雨平
储备课 课长 胡毅生
交通课 课长 赵声
秘书课 课长 胡汉民
编辑课 课长 陈炯明
出纳课 课长 李海云
调查课 课长 罗炽扬
总务课 课长 洪承点
黄兴 与 孙中山
决定组织这个革命军统筹部,并且在战略上确定以全部力量在广州起义,然后分兵北上,由黄兴领一军经湖南向武汉,以赵声领一军经江西向南京的,——是庚戌年十月十二日(1910年11月13日)的庇能会议。主持庇能会议的,是孙中山;出席庇能会议的,是黄兴、赵声、胡汉民、孙眉(德彰)、谢逸桥、谢良牧,庇能同志黄金庆、吴世荣、熊玉珊、林世安,怡保代表李孝章,芙蓉代表邓泽如等人。
会议以后,孙中山被英属马来亚的当局限令出境,又被荷属东印度当局拒绝入境;同时,日本、越南、暹罗(泰国),对孙中山不许入境的禁令仍在。孙中山接到冯自由的电报,请他去加拿大,于是在十一月初五启程去欧洲,由欧洲到美国;在辛亥年正月初六日(1911年2月4日)由美国西部旧金山城乘火车赴加拿大。
冯自由偕同当地的洪门人士一千余人在温哥华城火车站欢迎孙中山。孙中山到达温哥华之时,在一千余位欢迎者之中,有加拿大各地致公堂的代表。孙中山在洪门之中地位甚高,被尊为“大哥”。这个称呼,只有曾经起兵反清的首领才配。在过去,当得起这“大哥”两字的,只有洪门前五祖与万云龙等寥寥可数的几个人。
冯自由与孙中山
孙中山到达温哥华以后的第二天晚上,当地的洪门就“开台演戏”(举行新同志入闱大会),当天便有三百多人入闱,都是由孙中山担任“老母”(主盟人),冯自由担任“舅父”(介绍人)。其后,致公堂租借华侨的大戏院,请孙中山一连演讲了几天,每天都有一千人以上听讲。
01钱和武器从哪里来?
冯自由见到人心可用,就提议创立“革命救国筹饷局”,获得大家赞成,举刘儒堃为该局会长,岑发琛为副会长兼司库,马延远等三人为监督。于是,温哥华致公堂就首先捐出了港币一万元,作为提倡。不久, 冯自由陪同孙中山, 到了维多利亚城。该城的致公堂兄弟听了孙中山的演讲,经过冯自由的分别洽谈以后,见义勇为,当仁不让,竟然议决了抵押该堂的堂产(会所),筹得港币三万元,完全捐出。其后, 多伦多城的致公堂不甘人后, 也捐出港币一万元。此外,加拿大零星的捐款与“革命金币债券”的收入,加起来也有不小的数目。
黄兴、胡汉民在事后的书面报告第三节之中,列出美洲各地寄来的捐款六项:(一)维多利亚致公堂,三万三千元。(二)温哥华致公堂,一万九千元。(三)满得科,一万一千元。(四)金山,一万元。(五)檀香山,二千元。(六)纽约,二千元。在这六项之中,没有多伦多,却有满得科。“满得科”三字可能为“满得埠”之误, 而所指的是蒙特利尔:多伦多的同志可能把钱带到蒙特利尔,转汇香港。这一个假设,尚有待于证明。总计这一役支出的款项,共有十八万七千六百三十元之多,而收入之列出项目的只有十五万七千二百一十三元有奇。原因是,暹罗与越南的捐款不曾列入,而美洲,尤其是加拿大,寄来的钱不止上开六项。
加拿大的捐款占第一位。“英属南洋”占第二位,计有四万七千六百六十三元有奇。“荷属南洋”占第三位,计有二万二千五百五十元。暹罗(泰国)、越南、香港及其他各地的数字不详。在支出的一方面,用在购运军火上面的共计六万五千九百八十一元二毫三点,尚欠日本商人一千元。被“选锋课”用去的,有三万五千二百三十五元。被“调度处”用去的,有二万四千九百六十元。其他,是零星杂项,其中也有不少是与“购运军火”及“调度”有关的。
就经费及人才而论,这一役比以前任何一役均占优势。比起同年八月十九日的武昌一役,也是远过之而无不及。有了这许多的钱,买来运来的枪械与子弹,除了被胆小的周来苏在船上丢入海中的第一批日本七响无烟枪七十五支、金山大六响四十支、子弹四千粒以外,计有:(一)从日本买来的手枪五百一十三支。(二)从西贡买来的手枪一百十六余支。(三)从香港买来的手枪三十余支。(四)姚雨平支去买枪费三千五百元,莫纪彭支去一千零八元,黄侠毅支去八百元,张六村支去五百元,郑平坡支去一千零五十元,共计六千八百一十三元,以平均每支一百元而论,应该有手枪六十八支。加起来,手枪的总数已有七百七十一支以上,以前在各役失败以后留存在香港的尚未计算在内。这些枪,都配了足够的子弹。此外,又买了二千五百元的炸药,作为制造炸弹之用。(炸弹由喻培伦等亲手制造,三天三夜不曾合眼,制成了不少。)喻在起事的时候,叫了两个人,抬一篓子炸弹跟在他的后面。刘梅卿带了一筐子炸弹伏在屋檐之上,用一颗一颗的炸弹对抗敌人的排枪,也支持了相当长的时间。曹亚伯说:“一共制成了三百颗”。事实上,超过此数。莫纪彭说:“喻培伦告诉他,除了留在喻的机关(厂后街十一号)的若干颗以外,放在小东营的有五百颗。”大刀,也在东莞订制了三百把,由黄侠毅运来广州。
这些武器,大部分均在起义的日期以前秘密运达广州城内外的各机关。机关之多,也是革命史上空前的。单就曹亚伯一人记忆所及的而论,便已有了三十八处,而旗下街的九处仅有一处被列入这三十八处之内。最重要的一处机关,是黄兴、林时等人所住的小东营五号,也就是全军发号施令的所在。
02“选锋”何人?
赵声
原定的总司令,不是黄兴,而是赵声。黄兴是副司令。在统筹部,黄兴为正,赵声为副。在总司令部,赵声为正,黄兴为副。原定的“选锋”,是五百人,其后增加为八百人。所谓“选锋”,是革命同志另成一个部队,作为发难的先“锋”。为什么要有选锋?是“鉴于历次军队民军发难,时生困难,苟非有一部义勇之士发难领导,实无以奏圆满之效”。选锋的来源,有广东人、福建人、安徽人、四川人、江苏人、南洋各地的华侨。选锋的教育程度,有留学生,有教员,有军官,有商人,有工人,有农人,有技击家,有传教士,也有一位消防会会长。就性格而论,选锋都是一些知有国而不知有家有身、以必死的决心争取革命胜利的志士。
原定的战略,是选锋十路并起,新军与巡防营响应。这战略是黄兴所拟定的,于三月初十日(4月8日)经由统筹部会议通过。当时出席统筹部会议的,有数十人之多,都赞成这个战略计划,公推赵声为总司令,黄兴为副司令,也加推了若干“放火委员”,分别担任在旗界九处机关放火。
谭人凤
惟独谭人凤一人对这战略计划表示异议。他说:“十路并起,力量太分散。将军署没有防备的必要,因为将军孚琦已被温生才刺死,新任的将军未到,旗兵军心涣散,领导无人。警察署与督练公所也不值得一攻:这两处均没有多大实力。实力大部分在李准手上,选锋不如集中力量,先攻水师行台,炸死李准,然后进攻总督衙门,加以占领。城外新军的事,可以交给赵声去办。”他尤其反对黄、赵二人均自领一路,使得全军缺乏一个“居中调度指挥”之人。黄兴把他引到旁边一个房间,向他说:“全军的勇敢与否,全看我同赵勇敢不勇敢,请你不要坚持你的反对意见。”谭人凤于是不再说话。
原定的计划,并不是由选锋单独作战,而是由选锋发难,由新军、巡防营、警察训练所的师生、会党、民军、海军一齐响应。新军方面的工作,早就有赵声与已故的倪映典奠定了基础。洪承点于安庆之役失败以后南来,也多少作了若干联络工夫。姚雨平与张六村(渌村)、刘古香都作过陆军中学及其后身陆军速成学堂的学生,于被开除以后继续留在广州积极活动,颇吸收了一些速成学堂的第一期与第二期的学生。这些学生在毕业以后都当了新军的军官。在朱执信、张伯乔、邹鲁、姚壁楼、吴雨苍等指导与协助之下,姚雨平等三人也联络了不少的学兵营与虎门讲武堂的分子。学兵营的人,被分发到新军充当正目、副目之流;而虎门讲武堂的人,毕了业,都成了巡防营的军官。尤其难得的是:有不少惠州嘉应州与北江各县的同志不惜投到所谓“模范学兵营”,屈身为普通的学兵,以取得新军棚长的资格。
巡防营除了有虎门讲武堂的毕业生作为革命的基干以外,邹鲁在戊申年(1908年)冬天及其以后也吸收了不少的同志,占全营的十之七八。这一役的前夕,清吏从顺德调了巡防三营进省,其中十个哨长便有八个是革命同志,其余二人,一人守中立,只有一人是绝对反对革命的。巡警教练所的所长夏寿华,虽不是同盟会会员,却十分同情革命。在他五百名学生之中,虽则有百分之四十是旗人,而其余的百分之六十是汉人。赵声说:“我有许多部下在里面,这是我前次失败以后,他们一时没有出路,就投身进去的。”在三月二十九日之役以前不久,黄兴的儿子黄轶欧与胡国梁、柳聘农,也经由陈方度介绍,投进了这巡警教练所。
在会党与民军之中,孙中山自从庚子年第一次广州之役以来,便一向不曾失去联络。这一役,负这一方面的专责的是胡毅生(一名胡毅,胡汉民的堂弟)。海军方面,由李海云负责。李海云准备届时冒充督署委员,带领伪装侍者袁玉云,到一个军舰上去,威胁管带(舰长)反正,发炮轰击水师公所。
陈璧君
女同志之多而热心,也是前此各役所没有的。同志们的妻与姊妹,能动员的差不多全都动员。陈璧君(此时已与汪兆铭订婚)、陈淑子、胡宁媛、徐宗汉(其后于黄兴进医院开刀之时,自认为黄兴之妻,对医生签字,不久便真地成了黄兴的妻)、卓觉华、杨光汉的嫂嫂吕氏、徐进坤之妻某氏、何少卿、胡佩元、宋铭、黄庄汉翘、徐佩瑶、梁绮川、梁梅玉、广妹、罗阿练、罗四妹等等,真是不胜枚举。她们的主要任务,一是运输军械弹药,二是伪装各处的机关主妇与女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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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4月27日,广州黄花岗起义始末(3)
辛亥革命网 2020-04-28 08:58 来源:未知 作者:新书季 查看:20318
辛年(宣统三年)阴历三月二十九日(1911年4月27日),黄兴率领革命军四路“选锋”之一路,在广州城内起义。
03起义时间
可惜,一则是因为美洲与荷属南洋的款子尚有一部分在途中,二则是日本与安南的军火也有一部分不曾运到,三则是在三月初十日(4月8日)发生了温生才刺杀满洲驻防将军孚琦的案子,同一天又发生了吴镜在广州轮船码头因携带炸弹被捕,以致引起了清吏的戒备。于是,已经到达广州的各同志便决定了改在三月二十八日(4月26日)。
温生才本想杀死水师提督李准而一时未能下手,到了三月初十,才错认孚琦为李准,用手枪打死孚琦于东门外咨议局的门口。这一件事,发生得太迟,反而妨碍了三月“十五日”之役的进行。本来,杀李准的任
务,是统筹部在庚戌年十二月交给一个姓冯名忆汉的人去执行的。冯在辛亥年正月仍未“交卷”,黄兴催促他,杀炸李准的事不宜距离发难的日子太近。冯阳奉阴违,回家乡去休息,到了二月中旬,又到香港向统筹部要钱,说是因为“堕水染病”才回去休息的。赵声骂了他一顿,他似乎很发愤,于是赵声又给他钱,吩咐他:“最迟不要过二月二十日。”
温生才现葬于广州黄花岗
温生才是嘉应州(梅县)丙村人,在南洋怡保做工,听过孙中山一次演讲,便决心回国革命。他炸孚琦,完全是个人行动,不曾和别人商量过。黄兴、胡汉民在报告书中说:“冯已大言误事,而温生才之勇侠,又未谋之党人,一击而杀孚琦,行事诚为卓绝。”
起义的日期既经改在三月二十八日,统筹部决定请黄兴在三月二十五日先去广州,布置一切,赵声、胡汉民以下的其余的人,全数在二十六、二十七两日前往。黄兴如期到达,发现安南与日本方面的械弹在二十九日才能完全运到广州,分发给大家,便决定了延期一天,改在三月二十九日起义。他打了电报通知香港统筹部。到了二十六日夜晚,他又打了一个电报给统筹部,说“省城疫发,儿女勿回家”。这电报的意思是说:“省城的情势不利于我,起义的事作罢,留在香港的若干人不可以北来。”
情势是怎样的不好呢?两广总督张鸣岐调来了巡防营二营,扎在观音山与龙王庙,居高临下。很显然,有人把起义的消息泄漏给张鸣岐了。泄漏秘密的人,可能是陈镜波。胡毅生与黄兴均怀疑他是李准所雇用的侦探。胡毅生与宋玉琳都劝黄兴再度改期。黄兴很灰心,认为一再改期,等于是把起义的事暂作罢论。于是,他一面打电报叫尚在香港的同志勿来,一面也命令已到广州的人陆续离开,于是“赵声部下”及其他单位先后乘船离开广州。去香港的有三百多,黄兴准备把械弹一概藏起,留作以后起义之用。他自己呢,感觉到一场大举功败垂成,非一死不足以报同志,于是决心独力担任刺杀李准的事。这样,虽未能如期起义,能够先杀李准,除去以后别的同志起义的障碍,也未尝不是好事。
喻培伦和林时塽走来向他说,还有很多人留在广州,而巡警早就奉令搜查户口,他与其一人单独行动,不如仍旧在三月二十九日起义。黄兴答应他们,放弃独刺李准的计划,到时候和大家合力进攻总督衙门,杀张鸣岐。
张鸣岐
到了二十八日,陈炯明与姚雨平也来找黄兴,说:“又有顺德三营被调来广州,已到天字码头。所好这顺德三营之中的十个哨长倒有八个是同志,很热心,愿意乘机反正。”黄兴很高兴,决计仍在三月二十九日大规模起义,时间定在夜间十二点。不仅攻总督署,而且同时另分三路,一路由姚雨平统率,攻小北门,占飞来庙,迎接巡防营与新军,一路由陈炯明统率,攻巡警教练所,迎接所中同情革命的二百多学生。一路由胡毅生统率,守大南门。这样决定了以后,黄兴又打一个电报给香港统筹局,说“母病稍痊,须购通草来”。意思是说:“局面好转,你们大家通通都来。”
统筹部赵声与胡汉民二人在三月二十八日的夜间接到电报之时,由香港驶往广州夜船已开。大批的同志,决不是二十九日的早船所能完全装载的。因为,早船只有一条,而搭客甚多,船上的票位不是同志们所可以包得下来的。最快只能以一部分搭二十九日的早船走,其余的搭二十九日的夜船走。夜船有好几条,在夜晚开行,次晨到达广州。统筹部赵、胡二人于无可奈何之下,只得一面打电报给黄兴,请他改在三月三十日起义,一面派谭人凤随着一部分同志搭早船走,到广州就立刻找黄兴向他说明。赵、胡二人自己与其余的多数同志在二十九日晚上分乘两艘夜船去广州。他们之所以不搭早船走,因为赵在广州当过标统,胡是广州本地人,中过举,教过书,广州各界认识他们的人太多,也都知道他们是革命的首领。
谭人凤在二十九日的下午到达小东营黄兴的机关,看见机关里已经聚集了很多人,束装待发,黄兴坐在中央,在忙着分配枪支、子弹、炸弹、大刀。谭人凤向黄兴说:“请你休息一下,我有话和你谈。”黄兴不理,仍旧办他的事。谭人凤只得当大众的面向他报告,香港方面收到电报太晚,来不及搭昨天的夜船,而今天早船只有一条,大部分的同志只能搭今天的夜船来,明天早上才能够到。
黄兴听得不耐烦,顿脚,向谭人凤说:“老先生,请你不要乱我的军心!”谭人凤不敢再坚持,便也把长衫脱了,捆扎一番,要求加入。黄兴说:“你年纪大了,以后的事还要人办。这个是决死队。请你不要去。”谭很生气,说:“你们敢死,我就怕死么?”黄兴只得也给他两支手枪。没有一会儿,大家忽听到砰的一声,原来谭人凤不内行,手指碰了扳机。所好,枪弹飞向屋顶而去,不曾伤人。也没有警察来盘问。黄兴走下座位,从谭的手中把两支手枪抢回,说:“先生不行!先生不行!”按理,黄兴这时候应该早已接到了香港的电报,为什么不肯把起义的日期改在三十日呢?
1911年4月27日,广州黄花岗起义始末(4)
辛亥革命网 2020-04-28 08:58 来源:未知 作者:新书季 查看:20320
辛年(宣统三年)阴历三月二十九日(1911年4月27日),黄兴率领革命军四路“选锋”之一路,在广州城内起义。
04为何仓促行事?
原来,在二十九日的早晨,又出了事!有两个机关被警察于挨户搜查之时查破。这两个机关,一个是谢恩里的,一个是二牌楼的。谢恩里的机关是“革命军总粮台”;被查破之时,饶辅廷在内被捕,其后就义。二牌楼的机关是赵声的预定寓所,已经有了宋玉树等苏、皖两省的同志住在那里,侥幸他们恰好不在家,不曾被捕。到了下午,邻街的一个机关也被查破,捕去了八人。因此之故,黄兴又临时再把起义的时间由夜里十二点钟提前到下午五点半。不等到五点半,在五点二十五分他就领了同志出发!
黄、胡二人在报告书中没有把三个机关被破的事说出来。黄兴自己在民国元年黄花岗先烈追悼会的演说辞中,也根本没有提起。曹亚伯在他的《武昌革命真史》之中“广州三月二十九日之役”一章,轻描淡写地带了一笔于“乙”节,“枪械之购运及分派”。笔者谨藉此机会,把黄兴的苦衷表明。
曹亚伯
革命的行动,在本质上是九死一生,拼命的事。事前,不妨小心筹划,期其必成;到了时急迫,也只得以生命为赌注,成败在所不计,顾不得了许多。起义的日期,已经从十五日改到二十八日,从二十八日又改到二十九日,一改再改以后,又一度宣布了暂停举行,把三百多人遣回香港,在这三百多人去了香港以后,却又决定仍旧在三月二十九日起义,叫留在香港的都来。改的次数,的确已经够多的了,况且在二十九日的上午,有两个机关于警察挨户搜查之时被查破。
黄兴当机立断,与其为了等待香港的同志而坐视其他机关之一一被查破,不如索性在三月二十九日下午五点半钟痛快地干一干。倘若在四路之中,除了黄兴的进攻总督署的一路以外,姚雨平、陈炯明与胡毅生所分别率领的三路能够一齐动作,则三月二十九日之役可能不会失败。然而这三路都不曾动作。
辛亥年三月二十九日下午五点二十五分钟,黄兴率领革命军选锋一百三十人,从小东营机关部出发,向两广总督衙门前进……
广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园
05七十二烈士
七十二烈士的名称,是专指潘达微同志经手葬在黄花岗的烈士的数目而言。
潘达微
潘达微于此役刚刚结束,清吏仍在多方搜捕革命党人之时,不避危险,挺身而出,向几个善堂一再接洽,要求他们准他自己筹款买地买棺,感动了这些善堂的董事。董事们划出“红花岗”的一片好坟地,不收他的钱,也买了比较好的棺材,交给他。他自己并不是有钱的人,用借来的几十元送给工人,把各位烈士身上的锁铐枷镣一一打开,也监督了这些工人,将棺材深深地埋葬。坟地是微斜的山坡,潘达微把烈士的棺材分成四排埋葬。他认为“红花岗”三个字不足以显出诸烈士的悲壮志节,改称它为“黄花岗”。从此,中国的史书与地图上有了这“黄花岗”三字。
就义于三月二十九日之役,姓名不见于胡碑而事实上可能是葬在黄花岗的,有华金元、阮德三、徐国泰。姓名见于胡碑而事实上不可能是葬在黄花岗的,为陈春、饶辅廷、徐容九。陈春、饶辅廷、徐容九,虽不曾葬在黄花岗,其为烈士正与葬在黄花岗的七十二位相同。
林觉民,4月24日写下绝笔《与妻书》,后参加广州起义,转战途中受伤力尽被俘,后从容就义。
参加三月二十九日之役的,仅就随同黄兴从小东营出发的而论,已有七十余人;没有从小东营出发,而就近直接从各处机关出来参加的也有若干。事后,生还的寥寥可数。可见就义的决不止七十二或七十五之数。
到了民国二十年(1931年)十月,胡汉民在黄花岗立了一块“第二碑”,把韦云卿等六位从安南回来的烈士,连同罗干与徐国泰、华金元、阮德三、陈甫仁、严确廷;再加上一位在佛山之南乐从镇起义阵亡的张潮一 一共十三位,都刻了姓名、籍贯于这第二碑之上。然而,在第二碑刻好与立好以后,大家又发现了一位烈士的姓名:李祖恩。李是广东翁源人,于进攻总督衙门以后,在龙川口被俘就义。于是邹鲁在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三月,加立一碑,碑的正面刻一篇
文章:《广州辛亥三月二十九日革命记》,碑阴刻上八十六位烈士(包括李祖恩)的姓名、别号、籍贯、年岁、职业、如何就义、地点、日期。周天固《黄花岗革命史话》转录了睦云章先生的说法,除了上述的八十六位烈士以外,增列出三十八位。
总结起来,牺牲于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广州之役的烈士,共有一百零四位,或是更多。生还的人,除了黄兴、何克夫、朱执信、莫纪彭、徐维扬、郑坤、李应生(沛基)、郑烈、熊克武、但懋辛、刘梅卿、黄轶欧、胡国梁、柳聘农,我们所已知的十几位以外,其余的人便不太容易查考了。
本文摘自《黎东方讲史·细说民国创立》,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5月出版,略有编辑,以原文为准,图片来源于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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