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清末民初历史》国际中文学院历史研究会中国历史资料中心

陈建华：海派文化的日常生态：周瘦鹃在1919 》 分类： 1919, 民国, 文人 周瘦鵑（1895年6月30日－1968年8月11日），原名祖福，字國賢，中國當代作家、園藝家，屬於「鴛鴦蝴蝶派」代表人物之一。 生平 周瘦鵑原名周祖福，字國賢，系江蘇省蘇州府吳縣人，1895年6月30日（清光緒二十一年閏五月初八）出生於上海，父親是一名職員。6歲時父親因病去世，靠母親為人縫補維持家計。先後就讀於上海儲實兩等小學和老西門民立中學。1912年中學畢業前患病，毛髮脫光，得校長器重，留校任教，不久改行為職業作家。他在中學時代即開始從事寫作，用筆名「泣紅」，在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小說月報》上發表了自己的處女作，話劇《愛之花》。 1915年，周瘦鵑參加南社。此後任職於中華書局，翻譯出版《福爾摩斯偵探案全集》和《歐美名家短篇小說叢刊》（其中包括高爾基作品中最早的中譯），獲得稿費後，得以和胡鳳君結婚。 自1920年起，周瘦鵑任《申報》副刊《自由談》編輯，直到1932年底。同時，他還主編或與人合編《禮拜六》周刊、大東書局《半月》雜誌（後改名《紫羅蘭》和《新家庭》）、《紫蘭花片》、《良友畫報》等多種報刊。 1931年，周瘦鵑遷居蘇州，在王長河頭辟紫蘭小築，人稱周家花園[1]。他往來於蘇州與上海之間，繼續負責申報的《春秋》副刊。1937年淞滬會戰爆發，周瘦鵑與程小青兩家經浙江南潯避居安徽黟縣山區[2]。次年《申報》在租界復刊，周瘦鵑也回到上海復職[3]，居愚園路田莊，並在海格路售賣盆景維持生計[1]。經同學蔣保厘介紹，周瘦鵑加入上海中西蒔花會，在比賽中曾兩度奪魁，獲得彼得葛蘭獎盃。第三屆僅獲次獎，遂憤而退出。至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占領租界，周瘦鵑辭去《申報》副刊編務。 1946年起，周瘦鵑再度隱居蘇州，閉門研究盆景。1950年代以後，陳毅、周恩來、葉劍英等都前去拜訪。此後曾發表有關花草園藝、遊記的散文集《行雲集》、《花花草草》、《花前瑣記》、《花前續記》等。 在文化大革命中，周瘦鵑受到張春橋的點名批判。1968年8月11日（農曆七月十八日）投井身亡[1]，年73歲。 1973年獲蘇州有關方面平反並落實政策[4]。當年被抄家沒收的二百多個盆景未予實物歸還，由有關部門折價補償，合每盆二元五角人民幣。被抄走的字畫包括明代畫家沈周的一幅中堂，後折價補償七百元人民幣[5]。 參考資料

孙中山先生的日本“兄弟” 》 分类： 历史人物, 民国, 中日关系 孙中山先生的日本“兄弟” 121.jpg 中山大学广州校区南校园中轴线上孙中山铜像基座铭文 矗立在今天中山大学广州校区南校园中轴线上的孙中山铜像基座上有一处铭文：“此铜像为中山先生故友日人梅屋庄吉所赠，一九三三年冬，奉置于我校石牌旧址，一九五四年春，广州市人民政府借置于中山纪念堂，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二日复由我校运置于此，中山大学校长许崇清谨记。”一位日本友人的名字，凝视着这片南国校园，梅屋庄吉？他是谁？ 122.jpg 梅屋庄吉（1868-1934），摄于1896年在香港经营照相馆时期 1895年，香港中环大马路28号梅屋照相馆，孙中山与梅屋庄吉在这里初次见面，两人一见如故，梅屋庄吉后来回忆这段经历时说： “三十有五年前，一日于香港之敝屋始迎先生。兴酣，谈天下事，中日之亲善，东洋之兴隆，以及人类之平等，所见全同。为求其实现，先行大中华之革命，先生雄图与热诚，甚激我之壮心。一午之谊，遂固将来之契”。 ——《梅屋庄吉文书》 1929年3月10日致孙中山悼词 孙中山坦诚了兴中会广州起义的计划（即1895年广州起义），期待得到他的援助，梅屋庄吉当即承诺：“君若举兵，我以财政相助”（梅屋庄吉《永代日记》），他很快筹集到一笔资金，购买军械物资，并随孙中山抵达广州，筹备建立起义组织，惜事泄，所购军械也被海关扣留，起义计划夭折。 123.jpg 孙中山与梅屋庄吉夫妇 起义失败后，孙中山开始了流亡国外十六年的革命生涯，但一时旅费匮乏，成行困难，梅屋庄吉得知消息后，火速从香港汇给孙中山1300美元，支持他去海外继续从事革命活动。虽然天各一方，但两人依然保持联系，1899年，梅屋庄吉还与孙中山一起援助菲律宾独立运动。 1900年，八国联军进攻京津地区，孙中山认为此时是推翻清政府的好时机，便在惠州发动起义，正在香港的梅屋庄吉闻讯倾尽资财购买军械送到惠州，除梅屋庄吉外，许多日本友人也慷慨相助，如儿岛哲太郎援助3000日元，煤矿主中野德次郎贷款50000万日元，岛田经一拍卖豪宅支援起义，山田良政直接参与起义，并为此献出了生命。 起义失败后，梅屋庄吉重新积蓄力量，继续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事业。他扩大了照相馆业务，生意越做越大，此时的梅屋照相馆也成为了革命党

马勇：1911年，上海是如何光复的 》 分类： 1910年代, 上海 1911年，上海是如何光复的 －－作者：马勇 根据钱基博的研究，1911年中国大革命得以成功的关键是江南光复及若干省份相继独立，脱离清廷。而江南光复尤以上海光复最重要。上海是当时中国经济重镇，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在全国经济总量中占有非常大的比重。控制住了上海，也就控制住了东南半壁；控制住了东南半壁，至少就可以像半个世纪之前的洪秀全起义一样，支撑十年二十年。 于是武昌起义发生后，革命党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抢占上海，进而光复江浙，攻占南京，南北对峙格局形成，遂为后来的南北和谈清帝退位共和建立准备了条件，提供了可能，因而抢占上海成为全局的关键。 004.jpg 李燮和 抢占上海的最初发动者是湖南人李燮和，然而由于后来兴中会—同盟会—国民党一系成为胜利者，掌握着历史书写话语权，特别是因为李燮和不仅不是同盟会的主流，而且后来与同盟会主流分手；甚至因被袁世凯软禁，无法正常公开表达政见，反而被强硬拉入筹安会，联名发表鼓吹帝制复辟的政治宣言，因而也就被污名化，被认定为帝制要犯，遂使这段历史真相越来越模糊。 1 东南各省特别是江浙两省和上海，是当时中国最富庶地区，社会经济最发达，财富也最集中。当然也是清廷主要的赋税来源地。 上海原本就是同盟会中部总会大本营，特别是因为在上海有最大的租界，来来往往的革命党人在上海可以说是络绎不绝。武昌起义爆发前，同盟会之所以在上海成立中部总会，其目的就是要把工作重心和重点从华南两广地区转移至长江中下游地区，谭人凤、宋教仁、陈其美、于右任等都因此向上海集中，以上海为基地开展活动。 005.jpg 武昌起义 武昌起义爆发后，谭人凤、宋教仁等人应邀前往武昌指导协助，留守上海的革命党人也由此加紧了活动，特别是中部总部实际负责人陈其美尤为积极，为后来的上海光复准备了充分条件。 陈其美可以说是辛亥革命中赫赫有名的大人物，与黄兴一起被誉为孙中山的左膀右臂，这主要是因为他是青帮中的大佬，具有相当高的辈分，拥有相当重要地位和影响力。正是由于他紧密联系上海各界，特别是联系各地会党、上海商团以及江浙地区的革命党，为同盟会积累了丰沛人脉，成为后来革命的重要资源，在上海光复过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是同盟会比较正宗的一支，也是同

读史老张：峨眉路上的日本人 》 分类： 1930年代至1940年代, 峨眉路, 虹口区, 上海 峨眉路上的日本人 －－作者：读史老张 102.jpg 【地标记忆】峨嵋路，原名“密勒路”，是20世纪初上海填浜筑路的一条小马路，以英国商人名字命名，1943年改为现名。密勒路与吴淞路平行，南起天潼路，在地图上非常不起眼。走在这条马路上，就像走在上海任何一条不知名小马路上一样，新旧交杂、高楼巍峨、老房待拆，来去匆匆的人们丝毫不过问它的故事。然而在历史上，密勒路却是重要的历史承载者和见证者。 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批日本侨民到地价便宜、租界管理松懈的虹口地区淘金、谋生或避难。到20年代，日侨集聚的虹口支路、吴淞路、南浔路、汉壁礼路（今汉阳路）、密勒路（以下凡叙史处均用“密勒路”）、昆山路这一带商铺林立、旅舍完备，形成了以吴淞路为主的“日本人街”。 林徽因曾说过：“在吴淞路的这一段的日本气息的浓厚，远胜于霞飞路的俄罗斯气息。”密勒路西依吴淞路，是“日本人街”的后街，大批日本侨民在此定居，并与上海居民生活融为一体。 密勒路上，日本人与当地居民交往或纷争的故事经常上演。 据《申报》报道，1934年夏，为上海自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的夏季，7月12日，气温突破40.2度。7月13日，租住在密勒路22号的日侨岛五一郎，“因苦于酷热，忽起厌世之念”，下午5时15分，“至飞伦路柳恒路桥旁，意投河自尽，被一华人看见，上前猛力抱住”，才未发生惨剧。 又比如某日，一日本人在吴淞路某中国人开的钟表店修表，因与店主发生争执，抢夺店里手表拔脚开溜，逃到密勒路被附近居民抓住…… 密勒路上还集中了大量日本人开设的医院，包括川村小儿科医院、佐藤齿科医院和铃木医院等。其中，须藤医院和鲁迅先生有着密切的关系。 须藤医院位于密勒路108号，由日本退伍军医须藤五百三创立于20世纪初，建筑至今依然完整地保留着原貌。鲁迅逝世后，须藤医生写过一个《鲁迅先生病状经过》，文末注“上海密勒路108号，主治医生须藤”。 1932年，经内山完造介绍，鲁迅与须藤相识，后者开始为周海婴看病。自1934年4月17日鲁迅自己到须藤医院看胃病后，一直到逝世，须藤几乎成了鲁迅惟一的主治医师。 鲁迅个人对须藤非常信任，私交也不错。他曾在给友人的信中推荐须藤医生说：“他是

陈独秀与四个女人 －－作者：不详 98.jpg 陈独秀与潘兰珍拼图 陈独秀的二生有着太多的传奇。无论是政治生涯的坎坷曲折，还是情感世界的缠绵裂变，都让人捉摸不透。他的政治生涯，自有历史作出是非评判；他的情感世界，也有梳理的必要。陈独秀的婚姻历经四次情变。他的私生活肯定是不严肃的。但从他与四位女人的悲欢离合中，多少也可窥见其复杂人生的一面。 包办婚姻尝苦果 陈独秀的第一次婚姻是与即将寿终正寝的科举连在一起的。1896年，18岁的陈独秀真是福星高照。为了“敷衍母亲”，本心厌薄科举仕途的陈独秀勉强参加了院试。不料。无心插柳柳成荫，他居然以一篇“不通的文字，蒙住了不通的大师”，一矢中鹄，榜列秀才第一名。尽管陈本人对此不屑一顾，但这历来视为光宗耀祖的成功却招来喷啧称羡。从此，街头巷尾的大户人家对这位出类拔萃的年轻人开始刮目相看了。许多人纷纷登门提亲说媒，以图闺阁秀女有个好的归宿。 在与陈家联姻的角逐中，安庆营统领高登科终于成为赢家。凭借统领的显要地位，加上身为知县的陈独秀养父也有趋炎附势之心，这桩婚姻无需陈独秀首肯，两位家长作主订下儿女终身。高统领的长女高晓岚将成为陈独秀的新娘。 定亲的翌年，19岁的陈独秀与高晓岚成婚。为了炫耀门楣，陈高两家为儿女婚事大操大办，十分排场。高登科为女儿置办了极为可观的嫁妆，仅金镯就有10两重。大喜之日，陈家张灯结彩，宾客盈门。新娘的花轿由清兵卫队护送，吹吹打打，鞭炮齐鸣，好不热闹！陈独秀在一片喧闹鼎沸，盈盈喜气中完成了人生大典。这是他四次婚姻中唯一明媒正娶的妻子，也是他一生中举行的唯一一次正儿八经的婚礼。如果说，新婚之初的欢快，使陈独秀夫妇还有些许情意的话，那么，婚后不久，双方的差距就很快形成裂口。高晓岚与陈独秀成婚时已21岁，比陈长3岁，她长得眉清目秀，体形颀长，外貌端庄标致。但她目不识丁，且自幼受后母虐待，性格古怪，一言一行，墨守成规，是一个典型的旧式女子。而陈独秀少年得志，颇负才名，又不安现状，容易接受新事物。按陈的好友潘赞化的说法，高晓岚与陈独秀的“思想相隔距离不止一世纪”。婚后，陈独秀曾多次劝高晓岚读书识字，了解一些文学知识，但她消极保守，对此不屑一闻，甚至讥骂陈放“洋屁”。最令陈独秀不能容忍的是，有一次他拿来一本《三字经》，欲教高晓岚读时，她却火冒三丈，一把夺过书撕得粉碎。陈独秀想去日本留

老马杂谈：巴黎和会期间的“中国民间代表团” 》 分类： 民国, 民间外交 巴黎和会期间的“中国民间代表团” －－作者：老马杂谈 113.jpg 梁启超与代表团成员合影于巴黎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法国巴黎召开的“国际和平会议”应该是世人皆知的重大历史事件，但鲜为人知的是，当时竟然还有一个纯民间知识分子组成的“中国代表团”提前抵达巴黎，并自始至终地围观影响了会议全程。 114.jpg 中国民间代表团的团长是昔日“戊戌变法”领军者之一、时为著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及“国民外交理论”创始人的梁启超先生。因耽心“中国应获之权益”在当时“公理不彰、列强呈霸”特殊情况下会受到损害或侵犯，于是决定组织一个纯私人性质的“观光团”，于和会开幕前赶到巴黎，向列强进行游说，向世界表达中国的立场与诉求，以期有利于我国的外交形势。代表团团长由梁启超先生自任，团员四人皆为某一方面之学者专家，如著名军事学专家蒋方震（蒋百里）、著名经济学家徐新六、著名科学家丁文江及著名国际关系学专家张君劢（推促段祺瑞政府1917年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重要人物）。 在巴黎和会筹备及漫长的会议期间（1919年1月18日至6月28日），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会外义务顾问”的梁启超先生亲自率其“代表团”成员积极开展外交活动，分别拜会了英美法等国政府的代表及各国政要，在收回山东省主权问题上初期还争取到了美国总统威尔逊的支持；他还撰写了一篇题为《世界和平与中国》的文章并翻译成英法等多国文字到处散发或演讲予以广泛传播；他在文中高瞻远瞩地大声疾呼：“倘若有一国而欲承袭德人在山东侵略主义之遗产者，此和平之公敌，而为世界第二战之媒也！” 3月11日，梁启超获得日本代表团向英美法三巨头施压正式要求承继德国在我山东半岛之权益的信息后，即于当天向国内发出了极为重要的电报。国内收报人则是由京沪学者名流组成的纯民间组织“国民外交协会”代理事长汪大燮、总务干事林长民，汪林二人随即将此信息具文呈送大总统及国民政府，强烈呼吁政府及时电令在巴黎的代表团提出抗议；随后又于21日以国民外交协会名义发表了“七点外交主张”并登载于《晨报》及其他媒体上。不久，由梁启超担任理事长、蔡元培、王宠惠、熊希龄、胡适、陶孟和及蓝公武为理事的“北京大学国联同志会”又在《晨报》上发表了该会的《关于巴黎和会的九项决议案》，分别电告顾维钧

民国春秋 http://www.saohua.com/shuku/lishi/mgcq/index.html 讨袁 http://www.jiyan.net/lishi/201901/4431.html 《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试读 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2713409/reading/ 中苏关系大是噶 https://reading.caixin.com/106644/106665.html 剑桥晚清中国史 http://www.guoxue123.com/other/jq/qing2/063.htm 白崇禧传 http://reader.epubee.com/books/mobile/4e/4e95e0f02ace91febc223899bc38e0e7/text00110.html 袁世凯传 http://reader.epubee.com/books/mobile/c3/c32da740312baed2bdef4ad0e4620a61/text00008.html 历史论文 http://www.historychina.net/qsyj/ztyj/shs/index_36.shtml 中国地方研究 安徽 https://books.google.com.hk/books?id=oLa4CgAAQBAJ&pg=PA136&lpg=PA136&dq=%E8%83%A1%E4%B8%87%E6%B3%B0&source=bl&ots=YUKFdS8PBq&sig=ACfU3U3lWLePsXxtN2qaySB70k9yWq2Rqw&hl=zh-CN&sa=X&ved=2ahUKEwjTytfYiYvtAhWqy4sBHSq_CyI4KBDoATAJegQICBAC#v=onepage&q=%E8%83%A1%E4%B8%87%E6%B3%B0&f=false 香港中国服务中心历史资料 http://mjlsh.usc.cuhk.edu.hk/CategoryDetails.aspx?cid=4 李烈钧自传 http://www.swstsg.com/PDFDATA/data/011/009/239153.pdf

清末瘟疫与民众心态 胡勇 20世纪90年代以来，疾病社会史的研究在大陆迅速兴起。[1]越来越多的历史学者对疾病发生兴趣并予以关注。就瘟疫而言，以往研究者多关注瘟疫的起因、流行线路、传播范围、社会经济影响以及国家、医学界、民众对瘟疫的反应[2]，而对于瘟疫所引起的大众心态的变化论及较少，而这正是心态史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早在古希腊时代，修昔底德就研究过瘟疫对雅典居民的心理影响。[3](p137)法国年鉴学派史家对此类课题亦作过深入研究，国内却未见对此问题的深入探讨。本文拟在这方面做一些尝试，以1910年10月—1911年3月起源于东北的鼠疫为中心兼及清末其他几次瘟疫的考察，藉以管窥处于社会转型时期民众面对瘟疫的社会心态。 　　　　 一　疫情 　　起于1910年10月讫于1911年3月的鼠疫大流行，其传播范围及死亡人数，曹廷杰在《防疫刍言及例言序》中记：“宣统二年，岁次庚戌九月下旬，黑龙江省西北满州里地方发现疫症，病毙人口，旋由铁道线及哈尔滨、长春、奉天等处，侵入直隶、山东各界，旁及江省之呼兰、海伦、绥化，吉省之新城、农安、双城、宾州、阿城、长春、王常、榆树、磐石，吉林各府厅州县。报章所登东三省疫毙人数，自去岁九月至今年二月底止，约计报知及隐匿者已达五六万口之谱。”[4](p573)可见其流行区域并非局限在关外，曾有逐渐向关内蔓延之势。直隶、热河、山东、河南、安徽、湖北、湖南等地都有所波及。[4](p575)对于死亡人数，伍连德也说：“该次之疫，遍布东三省，延及华北，染疫而死者几六万人。”[5](p6)至于起因，病理分析，详见《东方杂志》第8卷，第3号《万国防疫会记》一文，这里仅列举一些与民众心态直接相关的关于染疫状况的资料。 　　天津《大公报》载：“本埠官绅于防疫事非常致力，已屡见去岁各报，兹探得天津临时防疫会连接奉天来报告该处染疫及因疫致死人数，详录于下：西正月十八日电自开首日起至西正月十七日共染疫者百八十一人，西正月二十日电染疫者三十三人，故十六人。西正月二十一日电，染疫者三十三人，故二十三人。西正月二十二日电染疫者三十八人，故三十三人。西正月二十三日电染疫者二十人故十五人。西正月二十五日电，昨前两日，染疫者六十人，故四十八人。西正月二十七日电昨前两日染疫者七十五人，故五十九人。西正月三十日电计二十七日染疫四十八人，二十八日染疫者四十四人。二十九

中国工人运动与帮会的关系 蔡少卿、刘平 在建国以后的30年间，由于教条主义和极“左”思潮的影响，在中国现代史的研究领域，存在许多禁区。其中，工人运动与帮会势力之间的关系，人们更是讳莫如深。 这种现象，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而引发的思想解放的潮流中出现了转机。此后，在中国现代史的研究中，开始涉及中国共产党与土匪、帮会关系的一些问题，并取得了一些成果。当然，研究过程并非一帆风顺，还经常有人提出这样那样的质疑。最近，刘明逵、唐玉良两位同志主编的六卷本《中国工人运动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12月）面世，因为书中有些地方谈到了工人运动与帮会的关系，同样遇到了某些人的质疑。 我们认为，质疑者是从关心学术研究角度提出问题的，也许他们认为，揭示工人运动与帮会的关系，有损工人阶级、共产党的形象。在此，我们想提出自己的看法，同时，对六卷本《中国工人运动史》的有关部分作一些评论。 一、研究工人运动与帮会关系的必要性 在整个中国民主革命过程中，作为“破坏性有余而建设性不足”的帮会，始终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也是所有革命者所面临的一个艰难复杂的政治问题。历史证明，工人阶级、工人运动——包括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运动——与帮会组织有着密切的关系，要想避而不谈，恰恰是对唯物史观的嘲讽。 我们先从研究工人运动与帮会关系的必要性谈起。在此，有两个问题要特别注意，第一，行帮、帮口、帮会在工人阶级中广泛地、长期地存在是客观事实；第二，中国共产党要开展工人运动，必须做好帮会工作，才能有效地打开局面。 在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在帮会势力浸润于工人阶级队伍之前，手工工场、厂矿企业中业已普遍存在着行会、帮口。明清时期，在工商业比较发达的地区，商人会馆、行业公所渐兴，它们是业主用祀神、义举、订立行规等手段团结成员的组织。随着雇佣劳动的扩大，在雇工中也出现了行会组织，一般称为“行帮”。行帮的功能主要是为了维护雇工自身的利益，一方面同雇主发生矛盾、开展斗争，另一方面又同其他行帮或帮外的雇工以及“潜在的雇工”发生矛盾、冲突。[1]尽管行帮组织是封建社会内部的产物，但它与雇主的矛盾、斗争作用，使之有可能在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的情况下向工会转化。 帮口是晚清以降城镇工人中的一种地域性组织。拿全国工业中心上海来说，工人大都以地缘祖籍来划分；如安徽帮、宁波帮、广东帮、湖北帮、苏北帮之类。

辛亥革命与中国工人阶级的觉醒 刘平、惠卓瑶 目录： 学术史回顾和研究目标 从经济转向政治：辛亥革命时期的上海工人阶级与工人运动 工人觉醒的重要一环：组织政治团体 上海工人发动武装起义，为建立、维护中华民国而斗争 学术史回顾和研究目标 把中国工人运动史限定在中共党史的框架之内显然是很狭隘的观念。一般而言，对于中国工运史的研究，中国学者，包括为数不少的海外学者，往往倾向于从政治传统的角度进行，即倾向于将工运史作为中共党史的一个分支来研究。为了说明工人斗争和党的发展之间的关系，倾向于给工运史作十分狭窄的定义，仅限于中共领导下的那部分工人运动的历史。[1]有学者明确指出：“中国工人群众运动是党领导的整个革命群众运动的一部分，中国工人群众运动史是中共党史的一部分。因此，研究中国工运史就应该研究整个党史中的这个‘一部分’”。[2]在这一时间框架的限制之下，就不可避免地将五四运动定为中国工人阶级独立阶级意识形成的开端，而将此前工人阶级与工人运动的历史尤其是辛亥革命时期工人阶级意识的形成与工人政治觉醒的程度加以低估甚至忽视。回顾工运史研究，这种思想十分流行。 例如，邓中夏在《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中说：“中国工人阶级的政治罢工开始于这一次六三罢工,后来中国工人阶级能发展自己阶级的独立力量显然与此次罢工有很大的影响。”[3] 到新中国成立后，赵亲、刘立凯、王兵等人都把五四运动以前的工人阶级定位在“资产阶级的追随者”这一角色上。赵亲在《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工人阶级》一文中称:“（辛亥革命时期）中国工人阶级还没有作为一个觉悟了的独立阶级力量登上政治舞台，提出自己的正式口号和斗争纲领，还是当作小资产阶级的追随者参加了革命运动。”[4]刘立凯、王兵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中国工人阶级状况》一文中说：“中国共产党成立前，中国工人的罢工斗争，乃是以历史流传下来的反抗封建统治者的民间秘密结社，同乡关系的帮口如上海工人中的安徽帮，宁波帮，湖北帮等为活动中心，或者完全是自然性的，斗争的要求一直限于改善自身的若干经济状况。”[5] 到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这种观点一如既往，《上海工人运动史》一书的作者说:“在五四运动中，以上海产业工人为主体的六三大罢工，标志着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6] 不仅如此，国外许多研究中国工运史的学者也流行着类似的观点，如法国学者谢诺Jean

论民初帮会与社会的紧张 廖大伟 　　　　　　一　问题提出和讨论范围 　　民国初年迄今是个无定说的概念，其下限因各不相同的参照坐标而往往见仁见智。本文把这一概念设定为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至“二次革命”爆发，因为这一时段特征鲜明，有别前后，社会处于空前急遽转型的状态。民初政治基本特征是民主共和，民初社会总体走势是开明进步，它刚刚告别帝制，走向民主，它开始慰抚动荡，趋于稳定。总之，这时的中国正由传统社会向着现代化信心满怀地启程扬帆。 　　这一美好历史进程的夭折，归咎于一件惊天动地的大案。而此之后，腥风血雨，又见兵戎，政治倒退，动荡连连。该惊天动地的大案，便是人所皆晓的刺宋案。此案突发于上海沪宁火车站，时间为1913年3月20日22时45分。当时，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正准备乘火车沿沪宁线转津浦线北上，就在与送行者黄兴等人缓缓走向检票口时，“突于宋君背后闪出一人，出手枪连发三出。第一出中宋君右胁，斜入腹部；第二出向黄克强君身边掠过；第三出从吴君颂华胯下而过”（注：《申报》1913年3月12日。）。由于肾部中弹，伤势严重，30个小时后终告不治，辞世于沪宁铁路医院。根据举报人提供的线索，租界警方旋即捕获了犯罪嫌疑人应桂馨、武士英，并搜得手枪、子弹、函电等犯罪证据。物证、人证及疑犯武士英预审口供表明，此案系目标明确、早有预谋的政治暗杀，其中应桂馨最先动议、直接指使，洪述祖极力怂恿、躲在幕后，武士英悍然行凶充当杀手，陈玉生、吴乃文、张汉彪、冯岳君现场掩护协同作案。（注：《中华民报》1913年3月29日。） 　　所有可以确定的案犯都与中华国民共进会有关。应桂馨系该会会长，武士英、陈玉生系该会会员。武氏供认，他于“行刺前一日，有姓陈的”介绍入会，（注：《民立报》1913年3月26日。）警方查实“姓陈的”即陈玉生。（注：《中华民报》1913年3月29日。）其他三位虽无确凿证据，但既然参与作案，想必不是会员也一定有着关联。惟有洪述祖，似乎没有沾染，其实正是他假公行私，以讹鼓动，利用共进会报复兼讨好的扭曲心态，促成刺宋案的发生。 　　中华国民共进会是帮会联合组织，1912年7月由青帮、洪帮、公口等联合发起，成立于上海。共进会成立，（注：民初称共进会或简称共进会的有许多团体组织，本文所称的共进会，仅指有会党联合组织中华国民共进会。）初衷是想改善帮会形象，争取成为合法团体，所以曾公开呼吁会内

清末灾荒与辛亥革命 李文海 当辛亥革命尚在进行的过程中，这一伟大历史事变的参加者或目击者，就颇有一些人注意并强调了灾荒同这个运动之间的密切联系。武昌起义后三天，当地的革命者在一份告全国各省人民的檄文中，谈到了“不可不急起革命”的三条缘由，最后一条就是“全国饥民，数逾千万，迫饥寒而死者，道路相望”，而清政府却“从未闻有一粟一粒之施。”(《湖北革命实录长编》，见《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下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34页。)20天后，严复在致《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莫理循的一封信里，把“这场起义的远因和近因”归纳为四点，末一点则是“近几年来长江流域饥荒频仍，以及商业危机引起的恐慌和各个口岸的信贷紧缩”(《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上册，上海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第782页。)。显而易见，频繁而普遍的自然灾害被认为是辛亥革命运动发生的一个直接诱因。 既然如此，较为具体地考察一下辛亥革命时期的灾荒状况，并且从自然现象与社会现象交互作用的角度，努力探究当时的灾荒对这场革命产生了一些什么影响，自然是不无益处的。 　　 灾荒的频发与革命形势的渐趋成熟 革命不能随心所欲地制造。只有当革命形势业已成熟，即统治者已不能照旧统治、人民群众也无法照旧生活下去的时候，被压迫阶级才可能在革命政党的领导下行动起来，革命才会到来。 　　人们通常把20世纪的最初10年看作是辛亥革命的酝酿和准备时期，实际上，这也正是国内外各种政治冲突和社会矛盾日益激化，革命形势逐步形成的一个历史阶段。在促使革命形势渐趋成熟的诸种因素中，灾荒无疑是不能不加注意的因素之一。 　　我们不妨先把辛亥革命前10年间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的重要灾荒作一个极为概略的叙述： 　　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据上谕称，“东南滨江数省，皆被水患。”(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上谕。转引自《近代中国灾荒纪年》，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675页。本节中有关灾荒状况的原始资料，均引自该书，不再一一注明。)其中最严重的是安徽，许多地方“一片汪洋，几与大江无所区别”，“各属遭水穷民，统计不下数十万”。江苏“水灾实为数十年所未有”，“各县圩埂，冲决至一千数百处”。江西40余州县“猝遭水灾”，“凡被水田亩均已颗粒无收”。湖北夏间“暴雨连朝，江汉并涨，田庐禾稼，大半淹没”；入秋，又“雨泽稀少，干旱成灾”。此外，湖南、浙江、福建全

清末商会与辛亥革命 朱 英 在清末林林总总的社团当中，以实业家为主体组成的商会可谓独具态势。它不仅遍及全国各主要大中城镇，而且广泛涉足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其能量与影响堪称个中翘楚。认真研究这一课题，有助于我们从新的侧面了解近代中国早期民族资产阶级的特点，以及辛亥革命何以具有如此独特而浓郁的悲喜剧色彩。 　　 １ 　　首先需要考察一下辛亥革命时期商会的发展状况，看看它究竟具有多大的政治能量和社会影响。 　　清末之有商会，严格地说始于１90４年。当时，全国还只有３个商务总会，１９个分会，会董与会员总共７千余人，但仅两年之后，全国范围内已正式成立的商务总会增至２８个，分会多达１４０多个，会董、会员总共62，０００余人。到１９１１年，全国的商会更进一步增多。其中商务总会５３所，拥有会董、会员４１，１１４人，商务分会７８７所，有会董、会员１７３，６５８人。总、分会合计，共２１４，７７２人。数目的增加，明显反映商会的力量迅速增强。 　　然而，数字的递增毕竟只是说明一种表面现象。更为重要的是，各行业的资本家通过商会这一枢纽机构，凝聚成了一个相对统一的整体。在此之前，工商业者虽然拥有传统的会馆、公所等类似行会性质的组织，但由于地域和行帮的种种限制，相互之间畛域分明，深存芥蒂，远不能满足资产阶级日益发展的需要。任何一个阶级，只有组织起来才能从事最基本的社会活动。经清廷谕允而具有合法社会地位的商会诞生后，把所在地区的资本家不分行业、籍贯聚集在自己周围，同时各商会之间遇事即遥相呼应，协调行动，由此得以产生前所未有的“登高一呼，众山皆应之势”(《大公报》１９０５年７月２日；１９１１年１１月４日。)。可以说，商会的出现和发展，是资产阶级成长为独立阶级队伍的重要标志之一。从此，他们不再以个人或落后的行帮形象，而是通过商会以社团法人的姿态登上历史舞台，将势力和影响层层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例如在苏州，商会即通过市民公社这一社会基层组织，一定程度地控制了市政建设与管理权。苏州市民公社以街道为行政区划，宗旨是“办理区域内公益、公安、辅助地方自治”(《苏州市民公社档案选辑》，载《辛亥革命史丛刊》第四辑，第７２页。有关苏州市民公社的详细情况请见同辑所载章开沅、叶万忠《苏州市民公社与辛亥革命》一文。)，所从事的社会活动在其章程中只笼统地记为清洁街道，通沟凿井，添置路灯及联合救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