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得其时的政治正确人物蔡锷
刘 所有人都在写回忆录,试图将功劳归给自己喜欢的角色,同时论证自己讨厌的角色其实在拖后腿。唐继尧引起了最多的争论,也就是说蔡锷的真正角色其实颇有奥秘,因为唐继尧当时是蔡锷的死党,拥唐反唐其实就是拥蔡反蔡。蔡锷功高而早死,又没有得罪后来的各党派,因此变成了不能攻击的政治正确人物,连姜文的电影都要攀附他。如果他当时的举动令某些人不满,肯定都要算在唐继尧头上。唐继尧的颂词是:他是唯一参加了革命党所有秘密会议的军官,在关键时刻发挥了扭转战局的作用;他的贬词是:他反对积极起义的下级军官,后来又积极镇压同盟会和激进派。蔡锷是公推的临时总司令,却没有参加最初的密谋,所有人都不提他对拖延还是提前起义的意见,仿佛他是另一个黎元洪。这跟蔡锷英明果断的性格完全不符,所以其中必有文章。蔡都督可以证实的行径如下。第一,他不仅礼送老上司李经羲去香港,允许前总督带走四万两白银的家产和关防大印,还自己送了四千两银子的路费。第二,他将云南同盟会的领袖和军政部长李根源安置到参议长的虚职上,最后完全夺走了讲武堂前校长的兵权,这种事情的难度至少相当于广州国民政府罢免蒋介石。第三,他在革命后最初几年一直鼓吹中央集权,也就是反对新国民党和老朋友宋教仁的主张,支持老师梁启超和袁世凯。第四,他就任总督的第一批举措就包括委任学弟唐继尧为军务部次长,实际掌握兵权。这些迹象加在一起,暗示蔡锷可能不是革命的领袖,而是革命必须争取的领袖。也就是说:真正的革命者拥戴他为领袖,主要是为了防止他反对革命。他愿意把自己的威望借给革命党,就是帮了后者的大忙,但他不允许任何派系绑架自己,而要追求某种超党派的全民领袖地位。袁世凯后来未能在全国获得的地位,就是蔡锷已经在云南获得的地位。 辛亥以后,许多省份的有效治理完全崩溃。大多数省份由于扩军的缘故,财政急剧恶化。蔡锷主政的云南以治绩良好为全国艳称,很快就处在有力量向邻居和中央发声的有利地位。在人事方面,他不到一年就把同盟会和北洋留在云南的军官礼送出境了。在财政方面,他整顿锡矿和鸦片收入颇有成绩。云南在丧失了各省协饷以后,岁入反而增加了两百多万银子。不过这种成就也意味着放弃英国-清国联合禁烟计划,恢复李鸿章时代以增加岁入为核心的鸦片政策。贵州同盟会和哥老会采取了类似焦达峰(1887-1911,曾加入哥老会,后为同盟会员,辛亥革命时与同为革命党人的陈作新率湖南新军最先响应武昌起义